新自由主義學派關於貨幣超級中性觀點，將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效組合的工具性選擇排除在首要位置之外，認為只要貨幣穩定，發展是財稅和產業的事，這多次被證明是明顯錯誤的。央行，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央行，應把防範金融風險和促進要素充分就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結構變了，菲利普斯曲線（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交替關係的曲線）關於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關係的蹺蹺板現象消失了。自2008年至今，美國經濟仍然在低位運行，多數年份處在1.5%－2.5%的增長區間，可就業率卻一直不錯。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前行長和多位地區行長認為，菲利普斯曲線得了重病或者失效了。
自2011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速從11.4%降至6.6%，但是中國的就業狀況也是40年來最好的。在過去5年間，常常是1－10月份就完成了全年的就業任務，2019年也不例外。
筆者認為，中美兩大經濟體同時出現這種現象，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替代人類腦力勞動的電腦和聯網經濟，尤其是數字技術、多維終數字端以及聯網共享技術在過去40年間給中美乃至世界經濟結構帶來的改變。大車間流水線和模塊化的製造經濟向數字技術支持下的智能智慧經濟的新業態、新模式過渡。在新技術條件下，新經濟的勞動就業彈性遠遠高於老經濟成分。經濟每新增一個點的GDP帶來的就業，比以往新增一個點的GDP帶來的就業額度要大得多。
菲利普斯曲線的失靈，是世界範圍內經濟結構變遷的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只不過中美更為突出一些而已。自然，各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也會出現因技術進步帶來的結構變化而不適應的連帶現象。
在過去40年間，世界各國的宏觀貨幣團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主流經濟學和貨幣政策思想的影響。當宏觀經濟結構變化，需要新的政策引導時，往往因理論落後於實踐而沿襲老的政策組合。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該有新思路了。
中國經濟在過去數年間也出現了類似於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管理政策方向，實體經濟備感流動性偏緊。歐美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我們需要根據世界大勢，結合中國實際，研究新的貨幣政策理論，不能將經濟發展的所有問題歸結於防範“灰犀牛”的部門考量，而把地方債務作為經濟“不良管理”的“背鍋俠”。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活的靈魂”是理論聯繫實際。中國宏觀貨幣管理應該將要素充分就業這一央行基本任務放到自己的肩膀上來。
（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