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相關研究機構曾在2012年發表了一份“中國地下黑客經濟”的調研報告。報告指出，在中國從事網絡犯罪的地下黑客約有9萬人，他們的犯罪內容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1.盜取銀行賬戶和信用卡信息；
2.盜取虛擬貨幣資產或網民賬戶信息以最終換取實際貨幣資產；
3.濫用網絡資源攻擊服務器和智能手機；
4.開發與傳播黑客工具或技術，並訓練網絡黑客；
5.通過網絡端口或電子郵件盜取所包含的商業機密與IP
二、中國網絡安全政策背後具有意識形態訴求
作者談到，由於涉及國家安全問題這一敏感的領域，在這一網絡安全政策的轉向中，對於中國共產黨維護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與繼承性這一問題絕不可被忽視。在2015年6月的國家安全法草案中，出現了新的表述，即強調抵制“有害的道德標準”——這裡折射出針對執政黨的具有分歧性的某些價值觀的出現，而公權力將會對這些非主流價值觀進行“擠壓”。
對於此種分歧的政治立場與主權控制的絕對原則並非新的現象，這一系列的行動和日程強化了政黨對於信息傳播的先行掌控，在談到這裡的時候，作者頗為不妥的使用了“迫害”一詞，認為中國政府對網絡上的“活躍分子”實施的“迫害”不斷攀升。
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在作者的文章中頗受指摘，被認為片面地宣傳正面信息而壓制批判言論。作者還特別提到網信辦在今年2月份推出的一首名為“網信精神”的歌曲，認為歌詞頌揚網絡監控的道德觀，提出中國將成為網絡強國。甚至把今年5月份在江西被逮捕的一名吳姓尋釁滋事者描述為“傑出的網絡活動人士”。
三、網絡監控在中國具有深層政治內涵
尤金-譚認為，正面信息在網絡空間得到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同時，負面意見被極大的壓制。在今年五月底，江西一名微博上的活躍分子吳幹因誹謗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在江西被捕。作者認為這一事件說明中國政府恐於失去網絡空間的監管能力而在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方面發生了轉變。
作者對於中國實施網絡安全的一系列舉措整體來說負面的看法較多，認為中國的網絡安全問題絕非單一維度的問題，中國的網絡安全措施並非僅僅針對外來的網絡入侵者，也是針對很多不同的言論所設立的“防火墻”。甚至認為中國政府在網絡安全方面“收緊”的做法是生硬的、唐突的。這一做法反應出中國恐於網絡聲音和網絡活動轉化為現實的政治行為。
作者認為中國加強網絡安全行動的另一個深層次原因是中國對於來自周邊威脅的堅定態度，這一周邊威脅可能是主權國家，也可能是私人供應商。作者轉述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在2014年12月份的講話指出，中國解決網絡安全的有效模式，是當今的多邊主權國家體系，而非複合的相關利益者模式，由於中國的網絡所者權僅屬於國家，所以這一控制必然會得到加強。
網絡安全問題一直影響著中國與西方國家特別一些網絡技術強國，比如美、英、法、澳等國的正常關係。這一點不僅在尤金-譚的文章中有所體現，在澳大利亞學者傑弗裡-巴克的文章中也有所涉及。網絡安全問題在中美關係中表現得最為典型，網絡安全問題同為中美兩國國家安全的主要關注點，網絡黑客問題可以成為中美兩國進行合作的有效契機，也可能由於利益鏈條的錯位而成為兩國之間的摩擦引擎。
最終，尤金-譚得出結論認為，網絡安全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不僅由於中國社會的安全體系結構，也由於維持和壟斷信息控制的政治內涵，這對於中國政府具有極端重要性且不可忽視。作者認為這一國家安全政策中體現出民族主義和以政黨為核心的傾向，這一問題在今後有待於解決，因為這一問題與今天中國的領土爭端以及恐怖主義問題相互關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