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延安時期從嚴治黨，確立了“三大作風”。延安時期，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通過整風運動從嚴治黨，尤其把廉政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頭等大事來抓，出台了一系列懲罰貪污腐化的規章制度，有效抑制了當時共產黨內的腐敗墮落以及思想混亂的不良傾向，再次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同時，出版了一系列政治思想教育文獻，明確反對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宗派主義及黨八股，為鞏固黨的地位以及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構築了堅固的思想防腐堤壩，並因此確定了共產黨“理論聯繫實踐緊密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從而形成了以延安作風為特色的廉潔風尚，形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宗旨，為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四）西柏坡時期從嚴黨，“兩個務必”立規矩。西柏坡時期，中共黨的重要領導人毛澤東在革命將結出正果的關鍵時刻，高瞻遠矚地針對黨內因為即將到來的勝利可能滋長的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停頓起來不求進取和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四種不良情緒，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了“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兩個務必”思想，提醒全黨幹部特別要警惕敵人“糖衣炮彈”的襲擊。這樣，通過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倡導的“兩個務必”思想和廉潔自律的執政方略，為新中國開創了反腐倡廉的一代新風。從此，“兩個務必”不但成為共產黨員行為規範的自律規矩，也成為共產黨人贏得民心、戰勝一切的法寶。
二、要實現新時期“四個全面”，必須從嚴治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四個全面”的前三個全面是政治路線問題，全面從嚴治黨則是幹部政策問題。還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政治路線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的治國理政的科學論斷，這一論斷於今仍然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因此，要實現新時期的“四個全面”，全面從嚴治黨是決定因素，是根本保證。毋庸置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共是否能擁有一支理想信念堅定、對奮鬥事業忠誠、對腐敗政治憎惡、對鐵的紀律敬畏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員幹部隊伍。從當前反腐形勢所表明的情況，中共的黨員幹部隊伍建設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雖然通過制定“八項規定”，一定程度地有效遏制了享樂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自由主義、弄虛作假和奢糜之風等各種歪風，但是否已經形成了遏制的長效機制，不容觀樂。因此，針對當前黨員幹部中存在的種種不良歪風，必須象建國初期“為著洗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那樣，依靠群眾而從下至上去開展一場偉大的全面從嚴治黨的運動。只有這樣，才能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才能消除享樂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自由主義、弄虛作假和奢糜之風等各種歪風和腐化思想對中共和國家政權的侵蝕。不全面從嚴治黨，不解決決定事業成敗的因素－－黨幹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就難以按照統一的步伐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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