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儒家文明過於注重政治價值和倫理價值，并認為其他價值可有可無，到了明清時社會上甚至產生了對讀書人和手藝人的輕視，而日本文化卻注重技術和知識。儒家文明產生於西周貴族社會，成熟與春秋戰國之際，并在漢代後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文明雖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對穩定中國社會、提升中華文明水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儒家文明過於重視政治價值和倫理價值，缺乏探索自然的興趣，進行科技活動也僅僅是出於實用目的。這就深深地影響到了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中國古代科技發明家多是匠人和民間知識分子，即使有些士子也多是搞政治失意者。由於科舉制度的導向作用，大量文人皓首窮經，埋頭於舉業數十年之久的大有人在，這就使得舉業成為一種成本高（尤其是時間成本）、收益不確定的活動，士子們由於需要克服種種困難尤其是經濟困難，不得不從事各種雜業養家，由此受到社會的輕視，同時由於儒家思想和官僚文化，中國社會對手藝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歧視，都對知識的傳承和積累起到了極大地負面作用。反觀日本，社會對文化人和手藝人極其尊崇，各行各業甚至包括圍棋這樣缺乏直接應用價值的文藝領域，早在江戶時代就形成了一整套類似現代的職稱評定體系，“名人”、“大師”受到社會的極大推崇，這與中國的情況形成了極大反差。以古代算學為例，日本算學師從中華，但由於日本神道重視對自然的探究，在清初日本出現了“算聖”關孝和，將日本算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中國。而清代算學多重視對傳統算術著作的闡發和注釋，結果在成就上遠遜於日本的和算。這不能不說是因為儒學過於注重現實的影響。正因為有重視知識、技藝和文化的傳統，日本在轉型上遠較中國順利，用比中國快得多的速度學習并掌握了西方科技知識。我們在分析近代中日兩國國力巨大差距時，千萬不能忽略這一點。
第三，當時社會上有著虛驕的大國心理，缺乏工業思維，特別是文化界，不了解中日之間可怕的綜合國力差距，過於藐視日本，結果導致中日過早開戰。民國時期知識分子以學習傳統文科為主，學習理工的相對較少，加上中國工業化正處於較為低級的階段，導致社會上對中日之間的實力差距缺乏清醒的認識，對中日開戰對中國可能造成的損傷缺乏足够的估計，更缺乏心理准備。知識人特別是報人存在著虛驕的大國心理，不知道工業化武裝之日軍戰力遠遠勝過華軍，一味主張開戰。有一個事例就可以說明問題，一些報人主張招募中國擅長武術的奇人編組成軍，對日軍發動奇襲，認為這樣就可以抵消日軍的裝備和訓練優勢。這種思維尚停留在十七十八世紀之農業時代，更對軍隊的組織原理和戰術原則缺乏認識。如果當時的輿論界能認識到兩國軍力和國力的巨大差距，適當減少戰爭宣傳，哪怕抗戰時間推遲一年，都能對日軍造成更大的殺傷，屆時日軍如在攻取上海時付出超過既有損失一倍的代價，就會認識到中國不可輕辱，即使攻占南京，也不敢放手大屠殺。
第四，國民政府內部軍閥派系林立，難以形成合力對日本的挑釁做出合理的反應。國民政府本是國民黨以黃埔軍為基礎，結合南北軍閥掃蕩北洋後而組成，實際控制地盤有限，雖然在中原大戰擊敗了馮玉祥、閻錫山和桂系等軍閥，但國民政府并沒有因此而統一全國，反而在原有軍閥派系的基礎上形成了若幹小軍閥，整個中國呈碎片化。這些小軍閥為了自保，對國府更具戒心，企圖在南京政府和日本之間周旋取利，反而造成將日本引狼入室的結局。同時由於這種複雜的政治、軍事和人事關系，導致南京政府政令通達範圍有限，難以調動全國資源與日本對抗，也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南京政府戰前做的種種戰爭准備。
第五，不重視重工業的發展，對外資存在幻想和依賴心理。南京政府要人多出身於中國傳統社會，對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重要性和威力缺乏認識。由於國民黨自創立之初，即以爭取外援為重要任務，長期缺乏自己的地盤，因而對地方民政、經濟工作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缺乏深切的體會，清末向華人募款購置武器的經歷更使得外購武器在國府要人的腦海中生下了根。北伐戰爭前期主要是依靠蘇聯提供的軍火，後期主要依靠英美，所以南京政府要人對重工業的發展始終缺乏必要認識，在南京政府成立的十年間并未切實推行重工業的發展，而將外購武器作為發展軍備的首要選項。這固然有預算不足、國家財力有限的原因，但國府顯然連力所能及的事都沒有做到位。
第六，蔣介石、白崇禧等要人未能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唐生智愚將用事，胡亂指揮。上海失守之後，南京政府在蘇州一帶建築的堅固防綫并未能發揮作用，國軍一潰千裡，難以進行有效組織。南京在歷史上面臨的威脅多來自北方，從上海到蘇南的威脅在歷史上幾乎是第一次出現，加上日軍的陸軍和水上優勢，這就使得南京的天險在日軍面前都形同虛設，南京必不可守。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高級軍官提出將南京設為不設防城市，主動將十餘萬軍隊撤出，以國際法約束日軍不得胡為，是一種切實的措施。此種措施也得到了蔣介石、白崇禧等要人的支持，但出於政治考慮，蔣介石首鼠兩端，有希望在南京稍微防守一下，以向國人和國際交代。此時唐生智堅決主張防守南京，并以政治大帽子壓制白崇禧等人，白氏只得放棄。南京危城，諸將都不願防守，結果唐生智接下了這一任務。此人屬於愚將，北伐用兵甚至求教卦師，缺乏現代戰爭經驗，也沒有做好防守的計劃和相關部署。特別是此人將撤退的船只都調往他處，以示背水一戰之意，結果在潰退時軍民不分，給日軍屠殺的口實。如果當時將南京設為不設防城市，不僅日軍難有屠殺口實，更可以保全十餘萬忠勇將士，保全抗戰的實力。
第七，未能做好人口疏散和軍隊撤退准備工作。在淞滬會戰之時，南京政府就應當認識到南京必不可守，此時就應該做好人口疏散的工作，并考慮到上海的地形地貌不利於用兵，對上海的防守應適可而止，以將戰略物資運出上海為界限，適當組織有序撤退，依靠蘇州一綫堅固工事阻滯、消耗敵人，逐步向內陸撤退。但當時用事者希望利用上海的國際影響，造成聲勢，引來列強幹預，故而命國軍在上海死守不退，使得日本現代化之海空軍可肆意淫虐，造成國軍將士大量死傷，特別是苦心經營之德械師幾乎實力耗盡，也未引來國際幹預。十一月日軍從金山衛登陸，繞道國軍戰綫之後，國軍防綫立即崩潰，戰前在蘇州修築的工事和預案幾乎全部作廢。如能堅持戰前預案，在上海抵抗已達到轉運戰略物資的目的後即逐步退守蘇州等地工事，同時加緊疏散人口，至少南京大屠殺的慘烈程度會減輕許多。
第八，天朝上國的心理尚未徹底消除，對周圍國家特別像日本這樣的國家研究不够深入，人雲亦雲。中國知識界長期存在天朝大國的虛妄心理，對日本缺乏了解，也不願了解。在與日本打交道時不知己亦不知彼，難以掌握對方底綫。中國知識界對日本文化和歷史也未能充分研究，對日本文化的獨立性更是缺乏認識，經常一廂情願地認為中日文化相同，其實是有很大差異。如果能對日本有較深了解，中國知識界就會充分注意到當時日本國內政局對日本政治走向的影響，警惕日本侵華野心，而且對中日作戰的態勢會有所預判。遺憾的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更不用說在此基礎上做出預判了。直到現在，中國知識界對當時日本政局的一些具體情況掌握得尚不够深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