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台灣社會，台灣薪資水準倒退回十六年前，年輕人普遍起薪22K的經濟惡化情境下，連勝文的“優勢財富”，只會讓經濟上的仇富心態持續惡化並轉變為“政治原罪”。所以，其參選宣言強調：要將縮減臺北市東西區的不均衡發展，作為未來臺北市的施政重點；也因為如此，進而承諾未來會解決年輕人普遍低薪的經濟困境，這是壓力也是動力。
第三，背負馬政府“施政不力”的“政治原罪”。總統連任成功後的馬政府，不論是基於政府財政的必需性還是必要性，從經濟社會的國際比較角度來看馬政府“一步到位式”的經政改革，許多觀察指標都顯示，不僅讓台灣民眾無感，台灣的民生經濟與政治發展也有停滯不前甚至落入改革倒退的困境。
但是，連勝文真的有必要對“權貴血統”、“仇富心態”、“中央施政不力”擔負起完全責任嗎？其實，只要連勝文能夠真真正正選擇接受與承擔這三項“政治原罪”時，對其個人爭取參選臺北市長而言，就是邁出了激起未來臺北市政轉型可能性的正確第一步，進而使其政治原罪得到“救贖”，也能讓未來“公益市長”的社會期待大為提升。
只是，這樣的期待能否成真，仍有待觀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