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通過選舉進行公開競爭，從而便於選民挑選最優秀的執政者。由於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我們看到的現實是：政黨間對抗多於合作，敵意大於友善。各自只顧所代表群體的眼前利益，不管政治共同體的整體長遠利益。政黨與民意間形成負面互動：政黨迎合討好選民，挑唆民粹。選民則綁架政黨及其政策。在各自選民的綁架下，不同黨派間達成妥協比登天還難。這局面可能使國家喪失應有的功能，走向瓦解。民粹是一種流於淺表的非理性民意，且常與部分群體的欲望相關。貪近利，多遠害。爭吵多於妥協。須知，即使個人間立一紙民事契約，還需要雙方有一致意見。眼下，政黨對立和社會分裂正在希臘上演，看不出有解決的良方。政治領袖們已不複有梭倫當年超越黨派的道德勇氣。
追溯起來，整個現代西方憲政制度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契約論。在這個以假設為前提的理論構思中，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發乎於人性本身，非外在權威可以強加。人有道德自律能力，可以通過謹慎思考作出合理判斷與選擇。這種與生俱來的理性精神，用康德的話說，是源自於上帝的“道德命令”。每一個個體在理性層面上是同一的，人群便有了因理性而形成的普遍特質。因此，他們基於相同的正義感、共同的長遠目標和利益互惠需要，結成共同體，制定憲法，組織政府。
理性精神使公民們在追求自身權利的同時，有可能也有願望在公共事務中達成一致。盧梭把這種民意的一致性稱作“公意”。羅爾斯將之描述為“任何一個人的審慎推理都是代表所有人的”。所謂理性人之間的一致同意，不僅是一種假說，更是一種信仰。它表明一個社會上升時期人對自身自由意志的自信，還有個體對他者的尊重、對整個共同體的熱愛及責任感。在今天的歐洲社會，理性主義似乎漸已消逝。倘若這個基石崩塌，建於其上的制度豈能安然？當人的信念不再，好的制度也會發生退化，走向設計者初衷的反面。到處只見紛擾分裂的“眾意”，難有眾志成城的公意。
我們自“五四”以來習慣於虛心好學，但好學不等於迷信，應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判斷。擇其善者從之，不善者則改之。誠哉斯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