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麗群 廈門市 研究生
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自從11月3日到達台灣以來，就遭遇由民進黨所發起的綠營民衆如影隨形的嗆聲活動，直至爆發了11月5日晚間的衝突流血和包圍記者事件，還有11月6日的“圍城”衝突事件。看到綠營抗議者包圍陳雲林一行達7小時之久、圍堵中央台記者柴璐的畫面，大陸網民非常氣憤，甚至有網民在台灣媒體論壇上留言：請陳水扁趕緊宣布台灣獨立吧，大陸好打過去，也別管什麼統不統獨不獨了！
大陸網民的憤怒可以理解，但是我認為，切不可誇大來這一系列抗議事件，這些抗議者如此不理性的舉動，其實是島內長期積累的對大陸不友好的情緒，在民進黨別有用心的煽動下，一次集中而誇張化了的發洩，因為他們找到了可以直接面對的來自對岸官方的抗議對象。
綠營民衆與大陸官員終於在島內面對面
首先，對於參與抗議的民衆來說，他們終於找到了可以近距離發射弓箭的機會。在台灣島內，對大陸不友好的民衆，并不全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有些民衆因為長期以來對大陸的誤解，或者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對大陸態度并不友善，我們將其和民進黨的支持者一起，稱之為綠營民衆。
民進黨從其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個力圖以街頭運動達到政治目的的政黨。從上世紀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民進黨“胚胎”時期的黨外運動時代，主張以街頭抗議反對國民黨的黃信介之流在黨外人士中占據主流，主張體制內抗爭的康寧祥勢力逐漸被削弱。那時直接訴求的主焦點是政治民主、政黨政治，而靶頭直指國民黨，台灣社會洋溢著充滿激情的政治理想。在強人蔣經國宣布政治改革，特別是90年代李登輝上台後所推行的一系列“本土化”、台灣化、民主化的措施之後（如“國大”退職、“立委”改選、“總統”直選等等），民進黨似乎失去了訴求的准心，拿著“民主”的箭卻不知靶位在哪裡，但已經進入體制內的反對黨——民進黨很快又找到了射向國民黨的另一把箭——反黑金。
可以看到，無論是80年代還是90年代，民進黨的街頭運動都能直接面對其所抗議的對象。但是2000年以後，作為執政黨的民進黨逐漸地以大陸作為其街頭運動的訴諸對象，以不受打壓、撤飛彈等“台獨”訴求頻頻上街游行。但這時候的街頭運動，主要抗議對象遠在千裡之外。對抗議者來說，雖然通過現代傳媒的播放，對岸“看到了”，全世界也看到了，但是，此次陳雲林來台，是大陸首次最高層級的官員到訪台灣，面對著多年來“日思夜想”的抗議對象，如此“活生生”地站在了自己的家門口，多年來抗議的箭頭終於有了近距離發射的機會，其能量自然而然就有了一次淋漓盡致的發洩。
民進黨受困貪腐圍城
其次，對於主導者民進黨來說，除了因為陳雲林的到來讓綠營民衆可以近距離嗆聲所累積的能量外，其目前遭遇的政治困境也使動員的力量和力度大大加強。無論是身陷弊案的陳水扁勢力，還是被譏諷沒有權威的民進黨領導階層蔡英文之流，亦是看到兩岸各項交流逐漸加強而甚感憂慮的“台獨”大佬們，當然要加強力道，奮力“表演”，多多擴大自己的舞台，累積政治能量，力圖在民進黨死氣沉沉的黑暗中點起一個亮點，以凝聚支持者的能量，重新為自己打上“鎂光燈”。
正如11月5日同樣被圍在晶華酒店的台灣商界巨子郭台銘嚴正指出的：這些人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不能讓其政治目的得逞。連一向給人文雅理性形象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此次表現出了“柔性的強悍”，其充滿對抗性和聳動支持者的發言更是激起了情緒亢奮中的綠營民衆的敏感神經，於是綠營民衆“草莽義氣”，奮勇向前。蔡英文尚且如此，陳水扁之流、“台獨”大佬們恐怕更是不甘落後。
看到電視鏡頭中，群情激奮、認為自己被國民黨“出賣”了、被共產黨打壓了的黑壓壓的綠營民衆“圍城”的情景，看到他們圍攻警察、大聲呼喊的場景，我突然覺得，這似乎是我想象中在清朝前期，台灣不同祖籍移民間“分類械鬥”的景象，充滿了族群的“草莽”味道。
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未因此次事件而消失
正是在上述的時空背景下，造成了抗議陳雲林訪台事件的強力爆發，也正是因為此，我們認為，不必太誇大看待此次事件。台灣社會經過了半個世紀的發展，特別是近20年來的政治革新，多元民主的社會形態已經形成。雖然從“立法院”鬥毆到街頭游行示威不斷，但總體仍是一個在逐漸成熟的民主社會。2006年百萬“紅杉軍”倒扁，堅持了和平和“非暴力”的原則，在長時期的靜坐抗議和舉辦多次游行之後，仍然理性和平。究其主要原因，除了有組織者施明德等人的號召和理性指揮之外，台灣公民社會的不斷成熟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們相信在“紅杉軍”中，不僅有“藍營”民衆，也有反對民進黨貪污腐敗的綠營民衆，甚至還有支持民進黨但不滿陳水扁的“深綠”人士。在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群中，尚能有如此理性而和平且長時間的抗議活動，我們相信，台灣公民社會的建構的確取得了可喜的進展。
因此，此次的抗議事件是在特殊的背景下爆發的，陳雲林作為首位到訪台灣的大陸對台事務部門層級最高的官員，反中共人士的激情被點燃，他們所抗議的不一定是陳雲林的到來，也不定是海協會海基會的會談，也不定是兩會所簽署的四項協議，而是對大陸長久以來的不滿甚至敵意的一次發洩，再加上民進黨別有目的的煽動，這是最主要的原因。相信以後如果有更多的大陸高層級官員到訪台灣，台灣綠營民衆在適應了可以直接面對大陸官員表達抗議的環境以後，會逐漸地回歸理性的抗議軌道，而不至如此的“憤懣”，而我們也相信，這些抗議的民衆，他們在意識形態以外，在11月5日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以後，仍然是一個理性的公民，并不至於對陳雲林一行有如此的“仇恨”。
不過，從這個事情我們也應該看到，兩岸間高層官員交流的正常化和軌道化仍然需要一個過程，特別是台灣民衆顯然需要一個適應大陸官員造訪台灣的過程，習慣一個在島內直接與大陸官員面對面的環境。但是兩岸間相關人員的互訪確沒有必要因此次的事件的發生而開始畏首畏尾，大陸也需要適應被台灣民衆面對面抗議的環境。當我們能坦然面對那種環境的時候，或許台灣民衆對大陸會有更大的改觀。
此外，在消除台灣民衆對大陸敵意的時候，大陸公民社會的建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意識形態的隔離難以消除的情況下，大陸自身公民社會的發展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增加彼此的接近性和共同性，而這對於大陸自身的成熟和發展也有益。而對於有著13億人口、底子薄弱的大陸而言，這無疑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也正因為如此，在兩岸均以正常的發展軌跡前進的狀態下，海峽兩岸的和解仍然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