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和元 廣州獨立學者
謎底揭曉，中國人再次的落寞，雖然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皆因一年一度有一個諾獎，皆因一年一度總與中國人無緣，於是總讓我們的公衆和傳媒感到莫名的憂傷。但多少讓國人安慰的是，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與美國科學家馬丁•沙爾菲、日本科學家下村修分享了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對於錢永健這位華人的獲獎，中國公衆和傳媒表現出一種莫名的亢奮。倒是自今年度諾獎頒布以來已有3名科學家享受殊榮的日本，顯得內斂。日本反省教育的不足，希望借此機會扭轉社會上對理工科敬而遠之的風氣，給基礎科學研究注入活力。
日本的態度顯然又一次值得我們學習了，對於錢永健的成就，我們固然要祝賀，我們祝賀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是華人，更因為是他在科學領域上的卓越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講馬丁•沙爾菲、下村修等一切在各種領域內取得偉大創新的人士都值得我們祝賀，正是他們的努力，而為我們人類的發展，又一次的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固然錢永健的血液和中華民族一脈相承，這也是繼楊振寧（Frank Yang）、李政道(Tsung Pao Lee)、丁肇中(Samuel Chao Chun Ting)、李遠哲（Yuan Tseh Lee）、朱棣文（Steven Chu）、崔琪(Daniel C. Tsui)之後第七個獲得諾獎的華人。如果單純的從人種學來講，他們七人的成就，的確可以證明我們華人并不輸於世界任何其他人種，中國人既然可以創造5000年文明，同樣可以再造未來的輝煌。
但正如日本人要反思一樣，我們何曾不更應反思呢？為什麼諾貝爾獎，總是一年一度與中國人無緣，而優秀的中國人只有跑到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够取得諾獎？這顯然不是國內某些民族主義者的：西方與東方價值觀不同而導致的取向偏差所能够說明的。是什麼構築了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這種差異呢？我們有必要從構建創新的基礎，這個最基本的環境因素考量。
創新的過程，事實上本身就是一次對真理發現的過程，而這一切卻是源自人們不同經驗、不同觀念之間的爭論和相互批評。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要求馬虎不得，因為每個人都被認為是易犯錯誤的，因此人們只能期望通過由自由爭論所維護的，對所有信念進行不停檢驗來發現最好的知識。或者，換句話說，對知識的發現與其說是來自於個人理性的力量，還不如說是來自於人際間的爭論和批評的結果。這是一個向人們所期待的真理穩步前進的過程，即便是個人理性和知識的增長也被認為只有當個人成為這一過程的一部份的時候，才是可能達到的。由思想自由所保護的、知識或進步的發展，以及人們實現自己目標權力的相應增長，是格外吸引人的，因此它構成了人類創新意識的必然假設之一。
所有關於支持思想自由的爭論，也同樣適用於做事的創新或者說行動的創新。各種各樣的經歷導致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是知識發展的源泉，而不同的經歷反過來又是處於不同環境中的不同人采取不同行為的結果。無論是知識領域還是物質領域都一樣，競爭是最有效的發現途徑，它將導致為了人類的目標而發現更好的道路，只有當數不清的辦事方法能够被嘗試時，世上才會存在種種不同的個人經歷、知識和技能，這種對最成功者的不停選擇將會導致穩定的進步。當行動成為個人知識的主要來源後（這種個人知識是知識進步的社會過程的基礎），行動自由的事實就和思想自由的事實一樣強有力了，而且在以勞動力和市場分離為基礎的現代社會中，大多數新的行動類型是在經濟領域內產生的。
然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說明為什麼行動自由，尤其是在通常表現得相對次要的經濟領域中，事實上對創新是同樣重要的。如果正是思想選擇了人類行為的目的，那麼目的的實現就取決於所采取的方法的可行性，而任何使得權力超越了方法範疇的經濟控制，最終也會使得權力超越目的範疇，而達不到目的。比如：前不久的“打死韓寒事件”，要早二十年，作協要從肉體上“打死韓寒”顯然有點難度，但從精神上“打死韓寒”也還是容易的，因為作家別無他技，唯有文字糊口，如果作品出版不了，不要說思想無法傳播，就是生活怕也難以維續。那時的作協是具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的，“打死韓寒”就不會只是一句口號。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社會利益多元化發展的三十年。在這樣的格局下，讀者不再滿足於一元化的文學作品，希望有適應自己的閱讀，出版商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會順應這種需求。這樣，就催生了更加自由和開放的出版和思想的傳播，韓寒也就獲得了除作協圈養外的生存空間，也為韓寒的罵聲爭取到了自然保護的屏障－－一者：多元化的市場，讓韓寒們的觀點有了擁躉，他的觀點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再者：他的書籍能得到自由出版，也就意味著他在經濟上的獨立，經濟上之獨立也就確保了他思想的獨立，因為不必仰賴於作協，被馴化和孵化的經濟基礎遭到瓦解。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經常空懷著為達到所有經濟目標提供一個更充分手段的徒勞希望，而對經濟活動進行的指導卻都毫無例外地對個人所能够追求的目標造成了嚴格的限制。這也許是20世紀的政治發展中最鮮明的教訓。
請記住，正是思想和物質的自由才使得我們能够選擇自己願意追求的目標。這就是創新的真正的基礎。
顯然這也是我們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也正是這種差距，決定了諾獎的歸屬，如果我們不能够從根本上解決這兩個問題，那麼我們的公衆和傳媒怕是要一年複一度的落寞下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