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宏明：港台可以先試圖建立示範架構
如果從大陸在推動與其他經濟體或者是國家之間的FTA或者是其他經濟合作機制的這種發展的軌跡來看，這些經濟合作的發展，都是從一個雙方利益的共同探討，以及可以發展合作的空間的追尋上面切入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協議，都會先成立一個共同的研究工作小組，不管是跟智利、跟新西蘭，甚至跟東協，都有這樣一個機制。
當然，當初CEPA在發展的時候，事實上商務部與特區政府之間，也有一些共同研究的課題在做。所以，一個具體的發展模式是，兩岸如果是要走向經濟合作的一種制度化的安排，一定要先從基本利益跟可行空間的探索上面，共同有一個起步，纔有辦法找到未來可以走的路。
對於這一點，我建議，在兩岸還沒有辦法去突破一些所謂政治的爭議之前，台港、台澳之間，能不能有一些示範性的效果。換句話說，我蠻希望能不能以香港來作為兩岸來思考進一步走向經濟合作的一個平台？這個平台其實有它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當然，在追逐這樣一個發展空間的時候，我們會面對一些剛剛我們所提到的，涉及公權力的協商跟互動的問題，那這些問題怎麽來解決？我一向認爲，如果兩岸四地能夠找到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重要課題，從這些課題切入，是可以建立一些模式的。
我們剛才有提到，台灣的銀行、證券業者要到中國大陸設立分行，面對著兩岸金融監理的協商問題。事實上台港有沒有這種空間呢？還是有的。今天有這麽多的台資企業到香港上市，對香港股市的健全發展是有幫助的。我們知道，香港的股市，過去一直是以地產股、銀行股為主要板塊。如果能夠借助富士康這樣的企業，來帶動香港的科技股板塊的話，這對香港股市的健全發展是有幫助的。但是如何營造一個台資企業可以到香港來上市的空間，其實也需要香港的證監會與台灣的證期局之間，去進行資訊的交流、人員的往來，甚至能不能有一些證券監理的安排或協議，這些都應該建立一些示範性的架構。
換句話說，其實未來兩岸經貿要走向一個制度化的發展，雖然有一些政治的難題有待雙方用耐心來克服，但是如果能去建立一些可操作的發展空間，我相信對未來的發展，會有積極的啓發意義。
周八駿：零敲碎打
可以先從低層次開始
兩岸比較困難的，就是涉及到公權力的問題。我剛才講客觀的困難比較大，但事在人爲，我們還要努力。
一個是“零敲碎打”。雙方條件成熟了，可以對某個單項的協議先簽。
另一個是大陸以大事小，可以吃點虧。
第三，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香港跟台灣，可以以地區公權力機構的形式，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嚐試。比如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台北市政府，或者跟高雄市政府，你不能跟“中華民國政府”，不要涵蓋整個台灣，前邊不要挂“中華民國”，來簽訂一些涉及公權力的協議。儘量以低層次開始，不要追求高層次；不要求全，求全就難。當然，這個要有適當的政治氣候。
這是我的一些操作性的想法。
胡偉星：兩岸若簽CEPA
對台灣民眾和企業都有利
如果從CEPA訂立的背景來看，它是港澳與珠三角地區已經具備了一定的一體化特徵之後，中央政府再與兩個特區政府一起商談並作出制度安排。實際上，CEPA是把已有的現實加以制度化。
兩岸在經濟一體化上已經有了一個現實，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其實是已經有條件去簽訂這樣一個合約，把現實加以承認並加以規劃，現實是有這個必要，有這個條件了。
實際上，兩岸不是沒有在涉及公權力的問題上達成過協議，以前就有過。只是用甚麽方式、有甚麽樣的智慧去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能夠簽訂這樣的協定，我相信對台灣的企業和民衆，都會有很大的好處的。
前瞻一點看，如果雙方的資本能夠自由流動，資本市場開放，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使雙方的經濟融合程度，進一步提高。
魏向東：體制的不同性也會造成很大的障礙
協調的困難性是必須重視的。在港澳與大陸之間，照理不存在大陸與台灣之間的那種很強的政治障礙，但是為甚麽協調還那麽困難呢？這就是體現在制度的不同上，體制的不同上，體制的不同性也會給你帶來很大的障礙。
從根本上來講，還是要等大陸逐步逐步地國際化，在制度上逐步改善。但是這是要時間的，急不來。
因此我們只能一步步來，一塊塊來，甚麽條件夠了，就先做一些。要儘量先體現出優勢來、好處來，然後讓大家覺得這樣做是有好處的，然後就一步步做下去。
楊允中：港澳和台灣之間可以啓動民間模式
大家不約而同地都關注兩岸在這個方面怎麽協調。因爲兩岸四地是四個WTO正式成員，雖然在這四個成員之間有不對稱的問題，其中三個的規模與大陸比都非常小，但是從法律上講，則完全是對等的。所以大陸與台灣之間，香港和澳門分別與台灣之間，都可以在官方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進一步啓動民間的形式。我覺得這是比較可行的辦法。
怎麽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快整合，CEPA現在實際上是創了一個很好的先例。當然，這裡有很多東西有待完善，還有很多空間有待進一步利用。祗要蘊育在民間的智慧得到開發，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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