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非政府組織（NGO）的數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急速飆升。據一項統計，它們在一九一四年時僅有三百三十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也僅有七百三十個，但是到一九七○年已迅速增至二千三百個，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更急劇增至一萬個以上。以跨國非政府組織以及有經常性跨國聯繫和時常從事跨國事務的國內非政府組織為主，加上缺乏正式和常設的組織形態的跨國問題性運動網路乃至大致自主地積極進行跨國公共問題活動的著名“國際”個人，就構成了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的“跨國公民社會”。
跨國聯繫越來越多地以跨國非政府組織或運動的形式體制化和經久化了。所以能夠如此，除了交通、通訊手段迅猛發展給資訊和人員流動提供了巨大可能和強勁推力之外，還由於大眾傳媒工具蓬勃興盛進一步提供了一種便利，即通過廣泛、頻繁和引人的宣傳去促進跨國聯繫的凝聚和組織，以致形成獨立或大致獨立的自我管理結構和運行機制。此外，國內大眾政治在世界範圍有了愈益更高程度的發展，這也大有助於跨國大眾政治的勃興，而這一政治的主要形式就是“跨國公民社會”集團(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groups)的政治活動。
“跨國公民社會”在
世界政治事務中日益活躍
當今多數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和全球事務評論者特別注意的現象之一，是“跨國公民社會”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迅速增大，以致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在八年前就稱之為世界政治中的“第三力量”（在主權國家和政府際組織之外的“第三力量”）。較具體地說，它們迄今為止的最大的世界政治作用，在於引起或大大加強不同國度的許許多多人士對某些全球性或區域性問題的意識，並且由此逐漸導致這些問題被納入國際外交議程，成為國際社會關注、討論和行動的對象。不僅如此，“跨國公民社會”集團通過積極遊說甚而脅迫有關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努力影響它們做出符合其主張的決定。這樣的努力有時確實取得很顯著的成功，而且此類集團能夠由此在有關的決策過程中擔任“特別諮詢”角色，從而實質性地參與決策。
例如，在關於生態環境的首次世界性大會”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里約熱內盧會議）上，一大批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對會議成果起的作用實際上不亞於與會的各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聯合國世界氣候變化會議（京都會議）上，非政府組織的代表繼續起重大作用。“跨國公民社會”的世界政治影響的最後一項基本來源，是通過所謂“直接行動”（有時涉及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衝擊國家政府。此類行動被期望取得的主要甚或唯一效果，在於使國家政府的有關行動和衝擊者的立場和主張變得舉世矚目，從而幫助形成廣泛的輿論效應和政治效應。
“非傳統”勢力構成的
“非傳統”威脅
中國政府乃至中國本身近來在這方面的最強烈體驗，是謀求“藏獨”和熱衷反華的那部分“跨國公民社會”集團為急先鋒和主力，夥同眾多西方媒體、政界勢力和某些政府，緊隨三月中旬拉薩等地暴力騷亂發動對華大攻勢，並且與此緊密相連，令傳遞中的北京奧運聖火在巴黎和倫敦等地大遭侮辱，也因此令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人民空前憤慨。就此，我們見識到了一幕以特別強烈的形態展現的對中國安全的“非傳統”威脅”主要以“非傳統”勢力構成的“非傳統”威脅。誠然，四川大震災在西方引發了廣泛的人道主義同情及救災支援，中國政府、人民和軍隊的傑出的抗災努力更是在西方贏得了近乎普遍的讚揚，致使中國公眾與西方之間的情感關係接近回返“正常”。然而，總的來說，主要在西方並由西方主導的“跨國公民社會”往往為難和脅迫中國這一基本局面沒有改變，並且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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