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將“地區主義”作為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戰略理念。以目前東亞區域合作的現狀來看，應該說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基本框架應是以東盟、中國、日本、韓國為基本成員更具現實性。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應該本著“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循序漸進、由易到難；開放包容、面向世界”的原則，積極推進中日、中日韓、十加三合作，共同努力推進東亞合作機制的新進展，才是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坦途。我們一定要以和平發展的戰略理念，積極構建東亞的合作機制，並以這種機制作為表達和諧世界理念的載體。
日本構建亞太“價值觀聯盟”牽制中國持續發展的影響力
迄今為止，中日戰略共識與戰略分歧並存，兩國關係前景充滿不確定性。日本仍採取合作與防範並舉的對華戰略。
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看，日本有試圖以“東亞EPA”拓展東亞乃至亞太市場、積極主導東亞經合進程的戰略目的。日本希望通過締結“東亞EPA”，利用資金、技術、市場領域的優勢，推動日本繼續走向經濟復蘇和繁榮，恢復日本昔日“雁行戰略”的輝煌。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既給日本經濟復蘇帶來一定機遇，也滋生了日本國內的“中國威脅論”。
從政治動因來看，日本試圖以“東亞EPA”及其“價值觀”等政治“構件”，與中國爭奪東亞區域合作的主導權。當中國與東盟進入FTA實質性談判後，日本也推出“東亞EPA”。日本在《東亞共同體構想的現狀、背景和日本的國家戰略》（二○○五年八月）的政策建議報告中提出，將“東亞共同體”定位為以“自由、民主、人權”等普遍價值為基礎、實現東亞地區的“和平、繁榮、進步”，並且具有“開放性、透明性、包容性”理念，可以靈活參加的共同體框架組織。日本期望成員國選擇範圍應該超越東亞範圍，接納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等“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共同構建“東亞EPA”。同時，該報告還明確指出：日本要推動“自由、民主、人權”在共同體中的實現，阻止共同體未來可能成為所謂“專制、壓迫或國家霸權的秩序”。其以所謂西方價值觀主導、割裂東亞合作，是有悖於東亞“洲情”的，也是非建設性的。
可見，日本在區域合作方面，尚且缺乏正確的平衡心態和理性的戰略理念。日本應該繼續促進去年十月安倍訪華取得的成果，增進戰略共識與合作新機遇，維護中日關係出現的良好勢頭。
推動中日全方位“戰略互惠”合作
安倍訪華成為消除中日“政治障礙”，走出“政冷”的良好開端。中日構築“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使雙方“政治”和“經濟”兩個車輪同時運轉起來，中日加強了政治、經濟、人員往來和東亞區域合作等各領域的全方位互動與合作，逐步走出“政冷經熱”的局面。
首先，以能源、環保等領域為重點，不斷深化中日互利合作。
其次，在經濟領域推進中日全面對話、磋商和官民對話。
第三，在文化交流、歷史研究、人員往來等方面，中日正在通過一系列溝通、瞭解和交流活動，重塑兩國新型關係。
第四，通過中日安全對話和防務交流增進安全領域互信。
我們應該看到，中日雙方確立的“戰略互惠關係”剛剛起步，尚處於共同探討階段。日方未能從戰略高度全面審視中日關係的全局，在理解和解釋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方面，存在局限於環境等領域的片面性和狹隘性。確切地說，中日尚需為全面提升‘戰略互惠關係“而不懈努力。
拓展和深化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中日現在剛剛站在“戰略互惠”的起跑線上，兩國尚需鞏固“消除政治障礙”的成果，共同維護目前這來之不易的戰略機遇期。
首先，在歷史問題方面，我們既要抵制日本保守勢力否認侵略歷史的錯誤歷史觀，又要積極推動中日關係的良性發展。
其次，通過中日磋商解決“東海問題”。
努力擴大中日戰略共識
要以“和諧世界”理念，發展中日關係。在對日關係上，要認真分析日本及國民的特性，防止右翼勢力利用日本國民感情制造反華輿論。同時，要看到安倍訪華背後要求改善中日關係的輿論及民間社會力量，掌握對日宣傳的“話語權”。通過不斷改善中日輿論氛圍，形成政治關係與民間交流的良性互動，營造有利於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發展的輿論環境。另外，中日可以就東亞經濟一體化、地區安全和國際問題進行戰略對話，處理好中美日三邊關係，推動中日戰略和解與合作“雙贏”。
胡仕勝：應倡導共同享有發展觀
“結構性矛盾”也就意味著“難以化解的矛盾”。比如中國和印度有沒有結構性矛盾，領土問題是不是“結構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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