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5日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齊艶和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李義虎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美國對台戰略思維：內涵、特徵及其演變》，作者認為：戰略思維決定戰略行為，美國對台戰略思維作為戰略決策主體對台灣問題的系統性判斷，決定著美國在台海地區的戰略決策與部署，其會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中美關係的變化以及決策者對台海局勢的認知等因素而變化。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發生了演變，在戰略威脅的判斷上，二者都將“中國大陸統一台灣”視為主要威脅，但後者更擔憂在台灣問題上維持主導優勢的風險。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二者具有一定延續性，均企圖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實現對華“戰略阻斷”，但後者更傾向兩岸“和平分離”。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前者更注重硬權力手段，更傾向單邊主義；後者則更注重軟權力手段，以及多邊方式和同盟手段。文章內容如下：
冷戰後，在“模糊戰略”與“清晰戰略”之間，美國“以台制華”戰略充滿了不確定性，其背後的邏輯究竟是什麼，有著怎樣的戰略思維？即從戰略角度美國如何看待台灣，這一問題關乎美國怎樣界定與認知其在台海地區的戰略目標與戰略威脅，關乎台灣的戰略地位與戰略價值。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發生了何種演變？本文將對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展開分析。
“戰略問題的最高層次是戰略思維。”①相對於戰略而言，戰略思維更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因為戰略本身及其實施，實質上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②同時，戰略思維作為戰略的基本要素，反映著一個國家根本的安全與利益需求，以潛在的、複雜的方式決定著國家安全戰略的選擇行為。③戰略思維直接影響到一國思考戰略問題、制定戰略對策、採取戰略行動，衹有吃透一國戰略思維中經常起作用的基本觀念，掌握對方戰略思維的邏輯脈搏，才能在世界風雲變幻之際，預測出他們會按照什麼思路去思考問題、制定政策，循著什麼方向去採取行動。研究美國對台戰略思維，有助於揭開美國在台海兩岸戰略決策中的神秘面紗，更深入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美國台海戰略及其政策的制定，還能更深刻捕捉和探察貫穿於戰略決策行為中及其背後的戰略思維的特點與規律。
一、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基本內涵與核心特徵
在對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美國對台戰略思維展開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確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基本內涵及其核心特徵。
（一）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基本內涵
美國對台戰略思維是指戰略決策主體對台灣問題的系統性判斷，即在研究和處理涉台相關戰略問題中的思維方式和基本觀念，以及在制定和實施對台戰略決策過程中所持的主流認知與偏好。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本質看法，二是如何處理與台海兩岸的關係。這一概念可以劃分為決策者對台海地區戰略威脅的判斷、戰略目標的確立和戰略手段的選擇。④
首先是戰略環境的認識，決策者對於台海地區安全環境的系統性認知，是推行特定對台戰略的邏輯前提，主要表現為對戰略威脅的判斷，決策者對於台海地區安全威脅的認知影響著其對台戰略傾向，進而在對台海政策上起著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心理學研究表明，個體對於所處環境威脅來源的認知，影響著其世界觀、政治意識乃至政治行動。⑤其次是戰略目標的確立，決策者會在言辭或政策中有意地向國際和國內其他行為體傳遞其所追求的目標，進而產生決策者所偏好的戰略手段。最後是戰略手段的選擇，關涉如何使用有限的資源，也是戰略思維的一部分，決策者會通過硬實力手段（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軟權力手段（價值觀）、同盟手段以及前沿軍事部署等直接或間接的手段進行戰略資源的汲取與調配以實現戰略目標。
具體而言，本文中的美國對台戰略思維是指：美國在制定和實施涉台戰略決策過程中所持的“以台灣遏制或圍堵中國大陸的”主流認知與偏好，其核心要素具體包括，戰略目的為利用台灣牽制中國，欲對中國實施“戰略阻斷”；戰略威脅為“中國統一台灣”，尤其是“武力統一”或是“台獨”引發的危機；戰略手段包括硬實力手段、軟權力手段、同盟手段和前沿軍事部署等。
（二）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核心特徵
美國“以台制華”的戰略思維的核心特徵，一是系統性思維和整體性思維。戰略思維要涵蓋達成戰略任務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戰略環境、戰略力量、戰略企圖、戰略方向等等，同時現代戰略思維強調整體、宏理、綜合，強調各局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繫和協調。戰略思維方式是一種全局性整體思維方式，它要求把戰略作為一個整體，去思考它的整體布局，整體協調運作，從而實現其整體功能效果。所謂整體性思考，也就是系統性思考，在普遍聯繫中思考，不要孤立地看問題。整體性是系統性的前提，系統性是整體性的生命，缺乏系統性的整體，就構不成有機整體和有序整體。美國是將台灣置於其全球戰略這一大系統內予以考慮的。美國對台戰略服從並服務於其全球戰略目標，美國政府不斷調整對台戰略，其戰略考慮一是服從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亞太戰略，進一步將台灣納入美國印太戰略；二是與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相呼應，維持台海地區的基本平衡；三是強化對台灣政局的控制力度，並企圖以台灣牽制大陸。
二是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零和思維”最初源於經濟學中的博弈理論，在博弈過程中一方所得即為一方所失，得與失相加總和為零，反映在思維上就是零和思維，這是一種對抗性的思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博弈論關於零和的模型，衹是對抗性博弈在絕對封閉狀態下的一種理論情景。然而，在現實的社會實踐以及戰略互動中，由於系統是開放的，絕對零和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從哲學上看，零和思維衹見矛盾雙方的對立，但不見矛盾雙方的統一。美國奉行“零和博弈”，不斷拿台灣問題做文章，試圖“以台制華”，遏制中國發展，反映了美國在對台戰略決策中所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維”，這是一種相對零和思維。比如，在戰略目標方面，美國希望台灣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當前更傾向於“和平分離”，這與中國堅持的“和平統一”既對立又統一，在“和平”這一解決方式上是統一的，然而在結果上卻是對立的、零和的，因此是一種相對零和思維。學界常將“零和”與“冷戰思維”聯繫，時常並列出現，如“摒棄冷戰思維，拒絕零和思維”或“摒棄‘零和’的冷戰思維”等，也有學者如閻學通指出，“冷戰思維”的含義並非“零和”的概念，而是“意識形態競爭”。美國對台戰略思維中，訴諸“民主與威權”的敘事，體現了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因素這一“冷戰思維”的重要特徵。
三是“戰略阻斷”和霸權思維。所謂“戰略阻斷”是霸權國與崛起國戰略互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如果懷有獨霸心態的霸權國從戰略目標上不允許他國超越本國，通常會在崛起國對其實力占比達到“忍耐極限”時動用經濟、政治、軍事等多種手段阻斷其崛起進程。⑥“戰略阻斷”行為旨在維護霸主地位，起因於美國的霸權意志，即霸權國是為了維護霸權地位對崛起國實施“戰略阻斷”行為，這其中則蘊含著“戰略阻斷”思維和霸權思維。台灣問題產生70餘年以來，美國政府為了維護其在西太平洋的霸權地位，曾根據中美戰略衝突（1950—1970）、戰略合作（1971—1990）、戰略合作-競爭（1991—2015）以及戰略競爭-對抗（2016—）等四次關係範式轉換而調整其涉台政策。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國更是提升打“台灣牌”力度，通過常態化對台軍售、派遣軍艦穿航台灣海峽等手段，提升與台灣的軍事安全關係，企圖在台海地區對中國實施“戰略阻斷”行為，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霸權。
二、美國“以台制華”戰略思維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
美國對台戰略思維並非一成不變，其會隨著美國對華戰略、中美關係的調整以及戰略決策主體對台海局勢的認知而發生轉變。
（一）美國傳統對台戰略思維
首先，美國對台政策背後的戰略思維是美國傳統戰略思維的延續。戰略思維作為決定戰略主體的觀念性活動，具有傳統性和延續性等特點。自台灣問題產生以來，美國一貫奉行“以台制華”戰略。鑒於“戰略本身及其實施，實質上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因此這一戰略背後反映的是“以台制華”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是美國戰略思維的出發點；美國在戰略策略上孤立主義與干涉主義的爭論，在戰略哲學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爭論；戰略思維的矛盾性，美國既表明關心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又不斷對台售武等；戰略思維語言的模糊性，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以及“與台灣關係法”等文件中，美國採取了不同程度的模糊語言，主要為了保持戰略行動上的主動，這種主動讓美國可進可退，比如在售台武器這一問題上，美國有意表述模糊，體現了美國的戰略謀略。
其次，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相關內涵及核心要素的表現。在戰略威脅的判斷上，從冷戰期間“美國將中國統一台灣，尤其是武力統一台灣”到冷戰後初期“‘台獨’的潛在危險”視為主要戰略威脅。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冷戰期間,“不統、不獨、不武”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具體目標。⑦20世紀90年代，台灣島內分裂勢力不斷抬頭,美國既不希望兩岸統一，也不希望台灣問題破壞中美關係，“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成為美國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美國把防範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視為主導台海局勢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求中國大陸放棄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加強美台關係；同時遏制台灣宣布“獨立”，冷戰後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更加注重對“台獨”的遏制。
（二）影響美國對台戰略思維演變的主要因素
為探究美國對台戰略思維及“以台制華”戰略思維的主要影響因素，首先需要從美國戰略決策人的思維角度，分析其採用的戰略思維理路和方法論，即採用什麼樣的思維方式，然後在此基礎上對其影響因素予以研究。有學者認為美國戰略思維中最主要的兩種方法為傳統現實主義研究方法和新現實主義研究方法。現實主義研究方法，作為美國戰略思維的傳統方法，主要採用國家關係單位層次進行研究；新現實主義的方法，主要強調從國際體系結構入手研究戰略問題。但沃爾茲也曾寫道“第三意向描述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是沒有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就不可能瞭解決定政策的力量；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力量，但沒有第三意向，就不可能評估它們的重要性或預測它們的結果”。
第一，在體系層面，中美兩國關係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變化。從結構主義理論看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並非是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而是中美關係惡化的表現。當中美關係緩和時，台灣問題的緊張程度會有所降低；而當中美關係緊張時，台灣問題的緊張程度會有所提升。
隨著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台灣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角色也不斷嬗變。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冷戰期間，台灣成為美國的“戰略棄子”，藉以換取中美關係的改善，共同對抗蘇聯的全球擴張。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單極獨霸”的唯一超級大國，再度啟用台灣作為對華進行牽制和打壓的“戰略棋子”，導致中美關係因台灣問題而緊張不斷。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是美國對台戰略思維變化的宏觀實力背景。隨著中國大陸實力的增強，改變了中美實力對比，在此背景下，美國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圖都在上升，進而改變了美國戰略決策行為體對戰略環境的刺激（systemstimuli）的認知與判斷，美國在亞太地區尤其在本研究關注的台灣面臨的戰略環境刺激加強，為保持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優勢，即“霸權護持”，在這一背景下，台灣在美國全球戰略、地區戰略布局中的戰略價值得以提升，美國不斷提升打“台灣牌”的力度，加緊實施“以台制華”這一戰略，繼而強化了“以台制華”的戰略思維。
第二，在國內層面，國內戰略決策主體的共識程度是美國對台戰略思維調整的一個主觀環境，也會影響美國對台戰略主流認知與偏好，進而促發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調整。這裡的戰略主體的共識程度主要考慮美國“府會”、兩黨、精英以及大眾輿論等三個層面對台灣戰略地位以及戰略價值的認知與偏好。近年來，國會和行政部門在涉台問題上存在著戰略合流、策略配合及手法呼應的態勢。雖然民主與共和兩黨在歷史上對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有所分歧，但近年來，雙方立場逐漸趨同，對華打“台灣牌”成為兩黨集體共識，雙方都主張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提升與台灣實質關係。
此外，美國戰略界中的“棄台論”和“保台論”的辯論也是美國對台戰略思維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棄台論”支持者認為台灣是中美爆發衝突的“引爆點”，台灣是美國的“戰略包袱”和“戰略負債”，對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持悲觀態度，如美學者米爾斯海默認為“雖然美國將台灣納入其遏制中國的聯盟中，但是這一政策並不持久”。⑧“保台論”支持者將中國大陸視為敵人，台灣則是美國的戰略資產，呼籲美國政府大幅調整甚至放棄“過時的”模糊政策，清晰地、明確地表明其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並幫助台灣升級其軍事能力，提高對中國的威懾，從而降低台海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當台灣受到中國大陸武力攻擊從而將其統一的時候，美國應該與台灣站在一起。“棄台論”和“保台論”作為“戰略清晰”光譜的兩端，二者的辯論尤其是後者的觀點會對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產生重要影響。不少支持“戰略模糊”政策的“維持現狀派”已經關注並認同“保台派”的部分觀點，如美方應進一步加強介入台海事務的力度，以提升其對兩岸的戰略再保證和雙重威懾力。⑨
第三，在個人層面，戰略決策主體的個人特質以及奉行的政治哲學是影響對台戰略思維的重要因素。法國戰略思想家薄富爾曾指出：“戰略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替戰略決定目標的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一種基本哲學思想的支配，那種思想也就是我們所希望能看到它發揚光大的。所以人類的命運是決定於這些哲學思想和戰略的選擇，而戰略的最終目的也就是要嘗試設法使那種哲學思想能夠發揚光大。”戰略思維作為一種著眼於全局並籌劃和指導全局的思維觀念運動。就戰略與戰略思維的關係而言，在戰略背後起作用的是戰略思維，戰略衹不過是戰略思維的體現。決定戰略思維的同樣是哲學。因此，每一種戰略思維背後都有一種哲學和文化基礎。李際均將軍做出了最直接，最明確的表述，他在《軍事戰略思維與科學決策的基本特點》一文中指出，每一種戰略思維的背後都有一種哲學基礎。戴高樂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裡，我們能夠發現亞里士多德，同樣我們在拿破侖的行動裡可以發現盧梭和狄德羅的哲學，在希特勒的行動裡可以發現尼采和特賴奇克的哲學，在東條英機的行動裡可以發現福澤諭吉和神道教。不同美國總統奉行不同的哲學思維，繼而會影響其對戰略環境刺激的認知與應對方式的選擇。比如，特朗普將“有原則的現實主義”作為對華政策指導方針，也正是這一思想理念影響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對台戰略思維。
三、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延續與變化
戰略思維作為思維科學的一個分支，具有“習焉而不察”的特點，戰略本身及其實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因此對特朗普和拜登任內美國涉台相關戰略與政策予以分析成為窺探其背後戰略思維的關鍵一環。從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式的“以台制華”戰略思維到拜登政府高強度競爭下的“以台制華”戰略思維，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演變包括延續與變化，具體表現為：
（一）在戰略威脅的判斷上，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都將中國大陸統一台灣視為主要威脅，但後者更擔憂在台灣問題上維持主導優勢的風險。
在美國的戰略思維中，權力(能力)=威脅(capability=threat)。特朗普任期內，隨著中國實力的大幅提升，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美國越來越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繼而，認為中國大陸“武統”台灣的能力提升，兩岸實力的天平倒向中國大陸一方，而這同樣被視為是對美國的威脅。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競爭將聚焦於三方面：其中就包括將台海作為表現中國“戰略擴張”態勢的重要競爭平台。2018年10月，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強調：“中國增長中的軍力與其相關戰略意圖皆不透明，並且仍未放棄以武犯台，對此美國時時刻刻高度關切，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採取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脅迫等任何行動。”2019年2月14日，作為首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上將指出，解放軍“正在迅速提升其跨越第一島鏈投射力量和影響力的能力”，已經“成為美國利益、美國公民和第一島鏈內盟友”的“首要威脅”(principal threat)和“最大的、長期的戰略威脅”(greatest long－term strategic threat)。⑩
在拜登任內，美國認為大陸“武統”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威脅進一步加劇，不斷渲染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台海地區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2021年3月，即將卸任的美國太平洋地區軍事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上將宣稱，中國“在未來六年內”對“入侵”（invading）台灣構成了“明顯的”威脅(a“manifest”threat)。同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上將在聽證會上表示，他同意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對中國可能奪取台灣構成的威脅的評估。⑪2022年2月，美國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炒作中國大陸持續對台施壓（growing pressure on Taiwan）。2024年3月21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表示，“所有跡象”都表明，中國軍方已準備好在2027年之前武力攻台。
此外，美國不僅將中國統一台灣視為對其國家利益的威脅，還將其與盟友以及地區事務掛鈎，拜登政府持續拉攏盟國在雙邊和多邊場合妄談台海,企圖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阿奎利諾曾表示，“如果台灣落入北京手中，將對我們在該地區的地位產生負面影響，並將挑戰我們的其他盟友和夥伴以及美國，對我們在該地區自由行動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⑫
（二）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延續性，都企圖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實現對華“戰略阻斷”的戰略目標進一步突顯。相較於前者，拜登政府更忌憚“和平統一”，更傾向“和平分離”。
美國的長期戰略目標是維護其在台海的利益，保持兩岸分治，使台灣問題成為牽制中國最有效的一張牌，確保美國在台海乃至亞太地區利益的最大化。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以台制華”戰略思維更側重通過打“台灣牌”，將台灣視為遏制中國的“戰略棋子”，從而維持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主導地位。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時期具有一定的延續性。美國希望利用台灣問題制衡中國，從而實現對華“戰略阻斷”的戰略目標，以爭奪對台海局勢和兩岸關係主導權。有學者指出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美國台海政策均表現為“以台制華”意圖越來越明顯。也有學者認為，拜登政府對“以台制華”戰略目標的推行更加明確。⑬
然而，相較於特朗普政府，拜登任內美國從關心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到更加關心其解決結果。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即使通過和平手段實現中國統一，也將是一個不受歡迎和不可接受的結果。⑭有研究稱，拜登政府一些高官和國會議員認為，兩岸統一將給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帶來難以接受的衝擊，無論是以和平還是武力的方式，都不能允許大陸實現與台灣的統一。⑮2022年9月，美前外交官阿什利·泰利斯表示：“目前台灣與中國的分離被認為符合美國利益。”⑯正如中國學者節大磊所言，“拜登政府並不是用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的新目標取代過去的‘和平與穩定’目標，但認為保持台灣分離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信念，更像是一股日益壯大的暗流，揭示了美國的長期意圖”。拜登政府勢必會全力強化與台灣實質關係，確保始終處於中心位置，繼續掌控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⑰
（三）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前者更注重硬權力手段，更傾向於單邊主義的方式，通過政治宣示、國內立法及其對台售武等提升美台關係。後者則更注重軟權力手段，更傾向於多邊方式和同盟手段，通過強化聯盟體系對中國大陸加強威懾，在具體的手段上更多元、更靈活。
特朗普政府採用軟硬兼施的戰略手段，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執政期間，在戰略手段上對中國採取全面的打壓和圍堵，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嚴重倒退。從參與主體來看，特朗普政府更傾向於使用單邊主義方式。作為共和黨的特朗普總統，其對台戰略思維中充滿著單邊主義。其任內頒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注重硬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青睞單邊主義等得到了突出和強調。
拜登政府採用文武並用的戰略手段，以實現其在台海地區的戰略目標。有學者認為拜登行政當局干涉我國台灣問題的手段出現較為明顯的變化，形成以“復合型介入”為核心的新型涉台政策。⑱拜登政府注重使用外交談判、價值觀外交以及科技等偏“文”的戰略手段。首先，從其執政後的實踐看，中美雙方多次在台灣問題上進行談判。2022年11月，在巴厘島中美元首會晤中,拜登表示,美方致力於保持兩國元首以及政府各層級溝通渠道暢通，就雙方存在分歧的問題開展坦誠對話。在中美涉台問題上，也突顯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因素，極力突顯台灣“民主夥伴”的角色，如在2021年12月舉行的所謂“全球民主峰會”中，台灣受邀參加，中國和俄羅斯則被排除在外，“引發意識形態對抗和裂痕”。
在參與主體方面，一是加強“府會聯動”打“台灣牌”，延續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對台戰略思維，拜登政府通過國會與行政部門分進合擊的方式來操弄“台灣牌”。國會中的民主黨建制派與共和黨保守派均認為海峽兩岸綜合與軍事實力失衡日益嚴重。他們並不認同特朗普時期以極限施壓手段顛覆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美國三方關係動態平衡。拜登政府更側重在中美戰略穩定的架構下重新建立所謂“台海平衡”。⑲二是加強“同盟聯動”打“台灣牌”，在台灣問題上構建遏華統一戰線。不同於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對台戰略思維，作為民主黨總統的拜登摒棄了前任總統的單邊行動傾向，在國際合作制度、區域盟友合作與聯盟共同防禦方面，表現出了強烈的多元主體聯合傾向。信強認為，拜登政府試圖把台灣納入美國打造的全球“價值觀聯盟”以及“高科技聯盟”的“雙聯盟架構”之中，以及積極推動台灣問題的“國際化”，以實現其“以台制華”的戰略目標。⑳
戰略思維作為決定戰略主體的觀念性活動，具有傳統性和延續性等特點。美國對台政策背後的戰略思維是美國傳統戰略思維的延續。正如毛澤東所言：“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因此，研究美國對台戰略思維，有助於我們把握美國在台海地區戰略部署的核心要素及特點，也有助於預見美國對台戰略的發展趨勢以及美國對台政策的未來發展，提高中國戰略決策的前瞻性。這不僅關乎中美關係穩定的基礎，也關乎地區局勢和平的前景。
注釋：
①李際均：《論戰略》，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自序》第3頁。
②李顯榮：《炮擊金門 戰略思維的經典之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③趙景芳：《美國戰略思維與霸權戰略選擇》，《太平洋學報》，2011年第7期，第29-40頁。
④這一概念界定借鑒了許嘉對“美國戰略思維”的界定、潘忠岐對“戰略思維”的定義和尹繼武對“國家安全戰略思維”的定義等。詳情請見許嘉：《美國戰略思維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潘忠岐.《針鋒未必相對 戰略思維與中美互動的對弈邏輯》[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朱晨歌,尹繼武..《美國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思維》[J].國際安全研究, 2022, 40(06): 3-33, 151。
⑤John Duckitt and Kirstin Fisher, “The Impact of Social Threat on Worldview and Ideolog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4, No. 1, 2003, pp. 199-222.
⑥李義虎：《美國對華“戰略阻斷”行為及其困境》，《現代國際關係》2023年第8期，第50-69+154頁。
⑦潘忠岐：《針鋒未必相對 戰略思維與中美互動的對弈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300頁。
⑧John Mearsheimer,“Taiwan’s Dire Straits,”The National Interest,No.130,March/April 2014,pp.29-39.
⑨周文星:《美國戰略界對台政策辯論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2022年第2期，第54-62+64頁。
⑩Axe,David. "U.S.Pacific Command Boss:the Chinese Military Is the 'Principal Threat'," National Interest,February 14,2019,at: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us-pacific-command-boss-chinese-military-principal-threat-44497. 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9月24日。
⑪Mallory Shelbourne, "Military Takeover of Taiwan Is Top Concern for INDOPACOM Nominee Aquilino," MARCH 23,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03/23/military-takeover-of-taiwan-is-top-concern-for-indopacom-nominee-aquilino. 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9月24日。
⑫Brad Lendon, "Chinese Threat to Taiwan 'Closer to US than Most Think,' Top US Admiral Says," CNN, March 24, 2021, https://www.cnn.com/2021/03/24/asia/indo-pacific-commander-aquilino-hearing-taiwan-intl-hnk-ml/index.html,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9月24日。
⑬夏立平,馬艶紅,葛倚杏:《拜登政府對美台軍事關係的延續與調整》，《和平與發展》2022年第4期，第103-118+138-139頁。
⑭Dalei Jie,“ U.S.Evolving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aiwan,”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4, No.2 (2022),pp.217-232. https://doi.org/10.1007/s42533-022-00124-z.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9月24日。
⑮趙明昊,楊鴻嘉：《大國競爭與美國干涉台灣問題的新趨向》，《當代美國評論》2024年第1期，第1-24, 127-128頁。
⑯Tellis, Ashley J. 2022. Renewing the American regime: U.S.-China competition beyond Ukraine. CSIS. September 2022.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20912_Tellis_Renewing_AmericanRegime_0.pdf?ENW4YjBwA.RD72QrQeCcnuYcjt7GBPIJ.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9月24日。
⑰林悅賢,周毅：《拜登政府對台政策主要特點、戰略成因與深層影響》，《台灣研究》2023年第1期，第48-59頁。
⑱葉曉迪, 陶嘉懿：《“復合型介入”:拜登行政當局干涉台灣問題的策略及其運作》，《閩台關係研究》2023年第3期，第9-24+121頁。
⑲汪曙申：《拜登政府對台政策前瞻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統一戰線學研究》2022年第6期，第86-94頁。
⑳信強：《拜登政府對台政策的嬗變與困境》，《台灣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1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1月號，總第323期，P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