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的主題建構
圖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建構主題的關鍵詞頻數分布（頻數>10）
圖2：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不同主題的新聞報導變化
中評社╱題：“香港‘國兩制’官方話語的變遷、困境與建構路徑——以《人民日報》涉港文獻資料為例” 作者：畢昆（北京），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博士候選人；田麗（北京），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話語建構能力深刻影響國際話語權。香港回歸27年來，“一國兩制”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也經歷了風雨和挑戰。本文通過爬取梳理《人民日報》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關新聞報道，對香港“一國兩制”的發展階段與關鍵節點進行回顧，萃取出官方話語建構的五個主題，發現其從強調“兩制”到強調“一國”的演進特點。這一方面說明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建構具有多層次和複雜性，也說明其面臨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香港社會身份認知偏差、香港特殊輿論場環境和美西方干預主義漸行等多維困境。探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源、完善非排他性教育體系、激發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活力并發揮央媒輿論引領作用，是消解美西方話語霸權、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構建中國自主國際輿論性話語權的可行性路徑。
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樣本，“一國兩制”既是解決港澳台問題的大政方針，也為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間關係賦予全新意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框架的核心內容之一。強化“一國兩制”話語權建構，對塑造和提升兩岸及港澳民衆的國家意識、身份認知和情感共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建構的理論回顧
話語分析源起語言學和修辭學，於20世紀50年代由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哈里斯首次提出〔1〕。作為“一個集語言符號系統和價值觀念系統於一身的統一體”〔2〕，話語及其在社會互動中的使用深刻反映了社會現實和認知框架的形成、傳播與維持。藉助系列語言符號，話語在社會交流過程中形塑知識、意義、主題和身份。“國際話語權”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國際關係學的語言學轉向，以主權國家為典型施動行為體，凸顯權利與權力的雙重屬性。“話語權利”強調“表達的自由”，取決於國際社會相關準則的權威性和制度化水平；“話語權力”本質為“話語的影響力”，是“物質權力觀”在非物質性語言層面的延伸，與國際關係行為體自身實力地位成正相關〔3〕。在國際戰略競爭背景下爭奪中國在香港“一國兩制”政策領域的話語權，既是維護中國自主闡釋政策意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主導涉港話題討論的“話語權利”，又是掌握引導議程設置、維護自身形象、化解公關危機的“話語權力”。
媒體新聞作為一種“再現的話語”〔4〕，是運用語言系統叙述建構社會事實的典型產物。在《作為話語的新聞》一書中，梵·迪克試圖打破此前研究對語言-話語、形式-內容、共時-歷時的二分割裂，認為新聞話語具有雙重維度，即新聞話語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既是傳遞信息的工具，又是意義、主題和身份構建的主體。當前，全球話語體系以媒體為行動主體，輿論性話語權成為大國戰略競爭和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指向。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媒作為權威的信息集散地，承擔著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綫政策的重要職責，是國家主流話語的傳播者，在塑造社會共識和國家民族身份中具有積極能動作用。其新聞話語建構可被理解為宏觀主題的觀點語境化或再語境化，以及將事件嵌入媒體文本之中的過程。同時，《人民日報》以自己特殊的叙事身份參與國際輿論、評判國際事務，直接闡發關涉本國利益和國際權益的主張，意圖通過話語建構促進國際社會成員對本國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可，體現新聞媒體作為上層建築層面的“權力意義”〔5〕。
二、香港“一國兩制”發展階段與關鍵節點回顧
本研究以《人民日報》為研究資料來源，其最早新聞報道可以追溯到1984年。根據關鍵時間節點，結合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可以將《人民日報》自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關報道劃分為以下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84年至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通過），這一階段是香港基本法的討論與起草期和香港基本法通過時期。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的安排。在這期間，《人民日報》報道了大量關於香港基本法的討論和起草工作。香港基本法作為在香港回歸後的法律基礎，旨在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居民的權益。198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該委員會迅速展開工作，廣泛徵求香港各界意見。《人民日報》記錄了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討論和意見分歧，反映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理解與磨合。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正式通過，標志著這一階段的結束。
第二階段為1990年4月至1997年1月，這一階段是香港回歸前重要籌備與過渡期。香港社會在回歸前經歷了深刻的變革與調整，《人民日報》在這一階段密集報道了中央政府為確保香港順利回歸所做的各種準備工作，包括與英國政府的談判、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進行各種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對接等，報道詳細介紹了政府與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展示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視以及港人對回歸的期盼和疑慮。期間，《人民日報》還涵蓋了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持續討論，進一步增強了香港與內地的理解信任。
第三階段是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CEPA正式簽署），這一階段是香港回歸的磨合與經濟低潮期。香港回歸中國標志著“一國兩制”正式在港實施，《人民日報》在香港回歸後的報道集中反映了回歸後的各種挑戰和機遇，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經濟的打擊。儘管經濟一度低迷，但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穩定了經濟局勢。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這一協議增強了兩地間的經濟聯繫，為香港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階段是2003年6月至2014年9月（占中爆發），這一階段是香港經濟快速發展期與深層次矛盾積纍醞釀期。在這一階段，香港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期，但也積纍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矛盾。《人民日報》報道了內地與香港在經濟合作上的諸多成就，如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和自由行政策的實施等，中央政府的諸多措施帶動和促進了香港經濟的繁榮發展。然而，快速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房價高企、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社會矛盾逐步顯現。2014年9月，香港發生了“占中”事件，這一事件成為《人民日報》報道的重點，展現了“一國兩制”在新的社會歷史時期所面臨的矛盾與挑戰。
第五階段是2014年9月至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生效），這一階段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與安全風險期。面對內外挑戰，香港在深度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也面臨了一定程度的安全風險。“占中”事件後，社會矛盾持續，《人民日報》對香港局勢的報道逐年增多，特別是針對部分極端激進分子和外部干預的新聞頻繁出現。2019年，“反修例”風波讓香港社會再度陷入動蕩，中央政府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2020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并立即生效，標志著中央政府在維護香港安全和穩定方面采取了更為有力的措施。
第六階段是2020年6月至今，這一階段是香港從“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的歷史轉折期。《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顯示，國安法的實施大大改善了香港的社會秩序，遏制了暴力活動，極大恢復了公衆的安全感。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斷推進經濟恢復和社會重建，面對疫情後的挑戰和機遇，該階段的報道強調了香港的穩定和發展，以及國家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隨著“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香港正逐步邁向新的繁榮與發展階段。
［表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的主題建構］
通過對《人民日報》在不同階段相關報道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變化和挑戰。這些歷史事實和重點事件深刻反映出中國政府對香港“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實施和持續支持，以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深遠規劃。
三、香港“一國兩制”話語的主題建構
在對香港“一國兩制”發展階段與關鍵節點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對《人民日報》涉港新聞報道詞頻進行萃取分析，以論證“一國兩制”官方話語體系的變化特點，研究發現香港“一國兩制”的官方話語建構出了五個主題，分別是主權與統一、民主與法制、發展與融入、安全與穩定、特色與優勢，其關鍵詞和代表文本見表1。
［圖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建構主題的關鍵詞頻數分布（頻數＞10）］
具體來說，在“主權與統一”主題下，《人民日報》的報道聚焦於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性，強調“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核心地位。這一主題凸顯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報道中反復提到，香港自回歸以來，已經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成為直轄於中央的行政區域，保留了高度自治權。通過強調主權和統一，增強全國人民的國家認同感，同時再次宣示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權和治理責任，維護國家的核心和整體利益。“民主與法制”主題對“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法律和制度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報道強調了香港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法律基礎的重要性，并介紹了全國人大和香港立法會在香港法治建設中的作用。從制定和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到對選舉制度的不斷完善，報道顯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在維持法治秩序和民主制度方面做出的努力。通過健全的法制體系保證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同時增強法律和制度對“一國兩制”實踐的保障作用，使得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建設能够在國家框架內有序進行。“發展與融入”主題則突出了香港在回歸後的經濟政策逐漸與內地經濟發展戰略對接，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找準了“國家所需”“港澳所長”的交匯點，通過創新和合作實現更好的發展。CEPA和各種經濟合作項目使得香港資金融通、市場建設和產業對接更加順暢。中央鼓勵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通過融入國家經濟體系，藉助國家政策和資源實現經濟騰飛，從而增強香港和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在“安全與穩定”主題中，《人民日報》重點報道了包括“占中”事件、“反修例”風波在內的社會動蕩事件，并強調了中央與特區政府在維護社會穩定和防範外部勢力干預方面的措施。通過報道，公衆認識到國家安全法實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不僅是維護國家整體安全的需求，也是為了保障香港居民的安居樂業。該主題意在強調，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發展、秩序的恢復有助於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是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的重要措施，打擊任何破壞香港與國家利益的行為。“特色與優勢”主題展示了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在全球金融市場、信息流通和貿易聯通方面的獨特地位。《人民日報》報道了香港如何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保持普通法地區的法律體系，維持國際和多元化的營商環境，以及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這些優勢使香港成為全球資金、人才和信息的匯聚地，使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得以彰顯。這一主題說明，通過突出香港的國際化特色和獨特優勢，鞏固其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使得香港對中國更廣泛的經濟和外交戰略發揮積極作用，繼續作為中外融通的重要樞紐。
從歷時角度看，官方話語前期突出高度自治權，重視對“一國兩制”中“兩制”的闡釋，意圖充分激發“兩制紅利”，維持香港自身優勢；中期強調合作發展與制度建設，初現促進市場融通、整合國家資源、加速產業對接的香港與內陸融合發展趨勢；後期則聚焦維護民主人權，反對外部干預，通過加強中央政府管治力度維護“一國”政治實踐（見圖2）。同時，國際社會也積極支持香港融入中國的國家發展，注重實質性的經濟合作和多邊協作，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和支持香港的經濟合作與發展項目，不斷推動香港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2017年，香港正式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進一步加強了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此外，香港還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深化了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
［圖2：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不同主題的新聞報道變化］
四、香港“一國兩制”的話語建構困境
總體來看，近年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持續增強，為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注入了新的動力，近40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體系的變遷正是中國話語權建構發展的一個例證與縮影。一方面，中國依托經濟實力的持續提升和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廣泛影響，在話語場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另一方面，通過拓展新聞媒體業務和文化活動交流，中國的國際輿論影響力不斷增強。與此同時，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建構也具有多層次和複雜性，這揭示出當前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實踐面臨的多維困境。具體來說，一是中國的話語權建設起步較晚、受制於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輿論等客觀因素限制，二是由於中國的話語供給、話語認同、話語分離和話語傳播等內生性問題依舊需要理順。
基於此，本研究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在話語建構上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香港社會身份認知偏差、香港特殊輿論場環境和美西方干預主義漸行等內生性和外源性困境。
1. 歷史溯源：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
自1842年《南京條約》割香港島給英國，港英政府150多年的殖民統治歷史形塑英國殖民者和香港被殖民者在本體論層面的“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這種作為話語的“東方主義”邏輯的根本目的在於剝奪殖民地話語權，使其喪失文化主體性，最終淪為殖民國家的附屬品〔11〕。自開埠以來，港英政府在政治體制、經濟貿易、社交規範等領域藉助文本範式和話語標準重新定義、編碼和生產香港社會文化知識，肢解香港主體意識，重構香港族群與人種結構。例如，自20世紀20年代起，港英政府逐步建立起“英國人-華人精英-普通香港華人”的階層等級歧視權力體系，部分華人社會精英或精英團體被英政府鼓勵召集參與行政決策，形成了“行政吸納政治”〔12〕的港英政府與華人精英共治局面。憑藉政治優勢，以匯豐、太古等英資集團為代表的外資企業規模迅速擴大，逐漸掌握香港經濟命脈。憑藉利好的國際環境和移民華人的資金與經驗，客觀上拉動香港經濟騰飛。港英政府通過建構“中國人”（包括香港的中國人）即野蠻、落後、需要教化的“他者”形象施行“去中國化”政策，間接打造自身民主、進步的“文明引導者”角色。香港成為西方文化邏輯自我指涉的系統，所有中國意象、民族符號和本土叙事的輸入與輸出都要經過“英國標準”的篩選與重組，“小英國人”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後殖民”心理結構將國家、民族與歷史從香港意識形態結構中抽離，加深一些香港人與母國之間的認知隔閡。
2. 身份偏差：香港社會的民主困境
香港回歸既開闢了香港歷史新紀元，又賦予香港社會全新的政治身份和憲政體制。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貫徹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則，但在一些管治精英、管治文化上依舊存在部分港英殖民主義色彩。香港居民不僅可以輕易從表層制度上區分所謂的“香港人”和“中國人”，而且在認知層面依舊被“後殖民”心理架構所裹挾，甚至出現扭曲的“戀殖情結”。加之香港缺乏內生性文化資源支撑，依賴外生性文化資源挪用，導致自身歸屬“本土性”的自主建構能力不足，無力扭轉殖民者英國、“他者”中國和“自我”香港等多重主體間對話的強弱格局，最終導向香港社會形成以“偽主體”意識為特徵的身份偏差，削弱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陷入西式民主困境和“自我書寫”困境。因此，“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治理本質是針對港英政府殖民統治的“去殖民化”，具備香港社會“轉型正義”的性質。
“一國兩制”一度面臨以國民教育推廣失敗為顯象的國家身份認同赤字。以香港青年教育為例，一方面，“黃絲”教師群體宣揚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優於華夏文明的“文明等級論”，甚至煽動青年參與非法“占中”“旺角暴亂”以及“修例風波”等政治激進行動〔13〕；另一方面，培養香港青年博采中西文化之長的優越感，如以“世界公民”取代“國家公民”，認為“繁體字為正統文字”，藉此建立“愛國”“民主”對壘，致使香港青年的自主身份游離於祖國和前宗主國之間，與“一國兩制”處於精神對峙狀態〔14〕。
3. 話語分離：香港輿論場的特殊性
“一國兩制”遵循“因俗自治”的國家主權憲制前提和“地方行政區域”的邏輯起點，享有“高度自治權”。同時，香港、澳門圍繞“一國兩制”的輿論場在地方制度空間、經濟發展結構、社會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進程等方面也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在地方制度層面，港、澳曾分別是英、葡殖民地。葡萄牙占領澳門的漸進過程經歷入據、“租居”、侵占和擴張四個階段，橫跨300年之久〔15〕，占領澳門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海關權、徵收苛捐雜稅和從事鴉片貿易來收斂錢財，這與港英時期改組法制系統、重整教育制度、劃分階層等級等意識形態經營模式迥異。在經濟結構層面，香港始終是中國乃至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二〔16〕，以金融服務、旅游、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等產業為主要經濟動力，英資集團和外資企業占比偏高。相比之下，澳門作為博彩旅游、葡語國家交流平台中心主要依靠大陸游客消費，大部分產業實際控制權掌握在愛國力量手中。在文化背景層面，“港獨”勢力依附於英國文化殖民的教育體系和抵抗內地的“夾縫謀利論”〔17〕國族鏡像，澳門的愛國社團“則積極舉辦社會文化活動，不斷發展”。
4. 外部施壓：美西方國家干預主義漸行
當前，美西方持續對華“極限施壓”“脫鈎斷鏈”，全球化面臨被撕裂為“半球化”的嚴峻風險〔18〕和“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後全球治理”局面。當前，中美在香港“一國兩制”問題上的法理、制度和話語權鬥爭集中體現在香港民主議題上，美西方已形成全聯盟的“挺港”圈子。一方面，美國從干預主義的霸權邏輯出發，通過國會、行政部門和駐港澳總領事等關鍵個人在經濟、金融、司法等領域長期介入香港事務，公開詆毀“一國兩制”。例如，2019年6月，美國國會衆議院議長佩洛西公開聲稱，發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綫”；2023年12月，美國國會衆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草案，意圖取消對香港駐美經貿辦的特權和豁免地位，甚至關閉辦事處，大打“法案牌”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19〕。2024年5月，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Gregory May）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綫上研討會上聲稱“中國威權主義嚴重侵蝕香港民主和高度自治”〔20〕。另一方面，西方媒體與香港黃媒、自媒體相互配合，藉助“污名化”等“西方式詮釋”手段持續引導錯誤輿論，加固後殖民認知偏見結構。2014年9月到12月，香港發生非法“占中”事件期間，美國智庫學者通過媒體撰文或接受采訪談論“占中”事件200餘次〔21〕，以批評中國政府和施壓美國政府發揮民主領袖作用為主。歸根結底，美國干涉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假借西方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實現牽制中國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目的。
五、香港“同心圓意識”話語的自主建構路徑
新時代香港同胞的身份認同，應該符合“一國兩制”話語體系的發展與演變，旗幟鮮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充分結合回歸以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聯結中外的獨特優勢，建構起一個將香港認同、大灣區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世界公民”全球性認同有機結合起來的“同心圓意識”。“同心圓意識”強調全國各族人民、全體中華兒女團結、.共識和共同奮鬥，.旨在通過增進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共同意識和凝聚力，.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高度統一。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香港“同心圓意識”的話語自主權構建離不開內生性和外源性動力。一方面，香港話語自主權內生於國家認同，國家認同重構歸因於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和非排他性，其底層邏輯源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層認知基礎；另一方面，香港話語自主權外源於特區經濟和特區民生的“一國紅利”及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政策供給”，更需要切實發揮中央引領作用，反制美西涉港話語攻勢的同時助力香港故事的“自我書寫”。
1. 文化尋根：夯實中華文化認知基礎
作為國家治理和文化大計，“一國兩制”政治實踐根植於“大一統”的華夏古典文明和超越民族國家理論窠臼的現代性文化氣度。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香港的命運從來同祖國緊密相連。〔22〕”雖然在歷時性層面，英國殖民百餘年的“西強中弱”文化落差致使港人陷入文化失衡的結構性困境。加之香港回歸後，港人始終游離於英國“殖民權力矩陣”和深受冷戰思維迫害的“恐中恐共”情緒之中，更加劇其“離散意識”和對內地的“心理距離”。但兩地同胞在文化基因層面仍蘊含共同的中華文化認知基礎。其一，香港與廣東，書同文、話同音、人同種，嶺南文化依舊是香港的文化底色。從唐朝安南都護府置屯門軍鎮，到明朝香港販運莞香，再到清朝翰林南渡，時至今日，從廣東流傳至香港街頭的魏碑招牌仍隨處可見，專做廣式早茶的陸羽茶室依舊生機勃勃，電影、粵曲、小說等文藝作品無不流露出嶺南文化與香港大衆文化的水乳交融。其二，“香港新儒家”的傳承與發展，彰顯“一國”之根本的情感歸屬。無論在表層觀念還是深層邏輯上，兩地國學者均堅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終目標，遵循“民本、道主、賢治、和合”的中華文化國家治理和地方區域治理之路。
因此，重建香港歷史中缺失的國家意識根基應以嶺南文化和儒家文化為紐帶，建議以中央和內地文化主管部門和香港特區主管部門為支點，搭建以圖書出版、電影編製、音樂戲劇等領域為代表的兩地文化產業交流合作平台；持續打造“國粹香江校園行”“全港戲院日”等文化惠民服務項目；積極開展香港斫琴技藝、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等非遺項目申報和保護工作；利用傳統節日舉辦中秋“香江明月夜”、端午龍舟賽等大型文娛活動。一方面，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築牢“一國兩制”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求同存異中塑造兩岸文化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發揮香港多元文化屬性特質和“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文化地標，以香港為橋頭堡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2. 認同重構：完善非排他性教育體系
提升國家認同感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其中，國民教育一體化是超越“兩制”社會制度差異，消解香港同胞身份焦慮，鞏固“一國”國家認同的主要途徑。回歸以來，國民教育在香港屢遭意識形態風險和泛政治化操弄，根源在於“戀殖情節”“香港價值”和“一國認同”三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具體表現在語言教育政策上“重英輕中”，缺少普通話語言環境；如在《捍衛香港價值宣言》〔23〕中刻意忽略愛國主義，在價值觀層面將香港從中國抽離；在教材和教學內容方面良莠不齊，“港獨”勢力和美西方干預主義趁虛而入。伴隨香港產業空心化、房價高居不下等以利益認同為中心的重商主義文化沒落，亟待發揮中央和特區政府合力作用，完善包容認同和非排他性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塑造國民同質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主權。
一方面，中央應牢牢把握意識形態主導權，堅守“一國”底綫。以國情教育為支撑，定期舉辦法治教育活動，培育香港青年國家認同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以“中國元素”為基點，切實貫徹國旗法、國徽法和國歌法，培植香港青年愛國情懷和身份歸屬感；以交互游學為契機，搭建兩地教育交流合作長效機制，加大教育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塑造香港青年集體理性認知。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需積極配合中央，發揮“兩制”優勢。以語言為橋，回應國家憲法第19條第5款規定，大力推廣、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創造良好語言環境；以教材為綱，統一“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等基礎教材，健全教材評審制度，嚴格監督教育教學內容；以師資為本，貫徹以“愛國愛港”為聘用條件的師資素養考核要求，加強師風師德等倫理操守建設。因此，國民教育既在道德文化層面發揮對國家認同的積極推動者和倡導者作用，又在政治認同層面扮演適度引導者和協調者角色。
3. 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府際合作
香港本土意識歷經“文化認同-經濟社會認同-政治認同”的邏輯演變序列。粵港澳大灣區府際合作在“一國”框架內將“兩制”地方行政區域有機結合，形成“區域性發展共同體”，提供“兩制”向“一國”整合回溯的制度性通道，成為香港與內地強有力的情感紐帶。過去偏重強調“兩制差異”，即香港憑藉其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地位，在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領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促使港人對內地萌生自我優越感和“港人優先”等區隔思維。加之港人曾引以為傲的經濟利益伴隨上海等城市的同質化競爭和世界經濟下行壓力未能有效轉化為民衆利益，導致“一國紅利”未能對衝“兩制差異”，甚至進一步凸顯制度矛盾。作為融合發展的國家戰略框架，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制度、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重要連接點作用，打破兩制僵化阻隔思維，激發融合并進“一國紅利”，促動中西全球化體系良性互動，勢在必行。
鑒於此，對內應發揮“一國紅利”，降低“兩制差異”造成的制度運行成本，對外應利用“兩制差異”，為各類行為體提供多種制度接口。具體而言，對內在空間、權力和話語層面進行“尺度調試”。如發揮“橫琴方案”與“前海方案”區域新空間的引擎作用，與香港“北部都會區”相向而行，重構區域地理空間，深化互動性融合普惠；克服法系差異技術壁壘，解決“管治割據”和“法律專業壟斷”問題，構建有機統一的憲制秩序整體；以經濟交流和文化力量形塑區域共贏話語，以頂層設計和官方發言強化國家話語，推動地方話語區域化和區域話語國家化。對外促動香港與英美國家、澳門與歐陸國家、廣東與內陸地區的互惠銜接，促動“一國兩制”接軌全球化維度和命運共同體架構，探索“升級版一國兩制”創新實踐。
4. 自我書寫：消解美西方話語霸權
伴隨美國對華政策由戰略合作轉向戰略競爭，美國對香港的“民主輸出”亦由持續關注、直接介入過渡到積極干涉階段，儘管《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實施，但香港作為美西方的“遏制中國前綫”的利用價值仍然存在。縱覽歷史，美西方干預主義“軟硬兼施”，頻繁介入司法案件、大搞網絡“顔色革命”、加大涉港事務資金支持、拉攏盟國全綫施壓，香港問題依然是美西方“民主對抗威權”霸權主義叙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要恪守底綫思維和鬥爭思維，正當反制美西方非法干預和制裁，掌握中國香港故事的自我書寫權。
具體而言，其一，堅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立足戰略全局，既要呼籲美國采取更加理性務實的對華涉港政策，又要前瞻性感知中美戰略發展趨勢和美國對港制裁動態，防範和化解風險。其二，利用國際規則堅持捍衛本國利益。踐行多邊主義，援引國際法“不干涉內政”和“禁反言”原則反制美國的“次級制裁”，同時發展新型夥伴關係，拓寬中國與美國盟友在經貿、氣候、環境、反恐等領域的共同利益空間。其三，堅決落實“全面管治權”和“愛國者治港”。“全面管治權”是“高度自治權”的源頭，應以法律形式規約人民權利，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為契機，加強培養公職人員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念，鼓勵反歧視、反誹謗、反虛假消息的民間力量介入。其四，正確發揮媒體輿論作用。以央媒為引領，配合地方媒體和海外社交平台，化被動為主動，就議題之爭予以事實反擊，加強自我叙事的主導權。同時提高商界、民間組織和青年撰稿人在叙事競爭中的地位，更加及時、主動、有力地回應失實報道，提升“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力和國際政治的話語權建構。
六、結語
話語建構是國家認同建構的重要媒介。從話語建構向度探源“一國兩制”政策實踐的歷時演變軌跡，益於剖析特殊後殖民歷史遺存下港人國家認同缺失、身份認知偏差、本土意識異化的深層肌理，從而為百年大變局中香港故事的自主書寫探尋傳統文化、青年教育、融合發展和“媒體+”層面的話語建構路徑。鑒於美西方國家對權力轉移的高度敏感性，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維持“一國兩制”等涉及中國道路、制度、理論、文化和現代化模式等特色話語的輿論性阻力有增無減。因此，有必要將西方話語的解構與中國話語的建構納入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以輿論性話語權力的相對收益謀求制度乃至體系層面的絕對收益，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可持續的話語動力和發展信心，激發中國自主國際話語權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向支撑效應。
註釋：
〔1〕李悅娥，范宏雅，話語分析[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2〕王永進，話語理論與實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
〔3〕岳聖淞，國際制度變遷與制度話語權格局的演變——以全球經濟治理為例[J]，東北亞論壇，2024(02): 98-113+128.
〔4〕Fowler, Roger(ed.), 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p.10-12.
〔5〕羅慧，“一國兩制”下新聞理論與實踐的政治經濟基礎探析[J]，東南傳播，2014，(02):26-30.
〔6〕人民日報數據庫.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91211/9
〔7〕人民日報數據庫.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221220/1
〔8〕人民日報數據庫.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70628/2
〔9〕人民日報數據庫.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91121/4
〔10〕人民日報數據庫.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70701/6
〔11〕Edward Said. Oriental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10.
〔12〕邢慕寰，金耀基，香港之發展經驗[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
〔13〕《香港1名教師慫恿占中 促學生與父母斷絕關係》，《中國新聞網》2014年10月24日。http://news.sina.com.cn/c/2014-10-24/101831038941.shtml
〔14〕田飛龍，立法會選舉是香港民主整合契機[N]，信報，2021-11-03.
〔15〕鄧開頌，葡萄牙占領澳門的歷史過程[J]，歷史研究，1999(06): 23-35.
〔16〕"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23 Annual Report," FRASER Institute,September 2023,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tudi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23-annual-report.
〔17〕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M]，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
〔18〕王鵬：《大國博弈與“半球化”時代的到來》，《中國評論》2024年2月5日，https://www.crntt.com/doc/54_0_106831258_1_0228112749.html。
〔19〕《美國<香港經貿辦認證法>草案委員會過關》，《BBC News》2023年12月1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67598929
〔20〕"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 -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SIS, May 2024,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4-05/240507_Kennedy_HK_Autonomy.pdf?VersionId=r4xTjFzigh9UEqbyOyRhmZHE3TEUH3Qy
〔21〕張建，美國智庫對香港問題的認知及其影響[J]，國際展望，2018(03):133-150+158。
〔22〕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7月2日，http://hm.people.com.cn/n1/2017/0701/c42272-29376651.html。
〔23〕2004年，香港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和中產專業人士發表所謂的《捍衛香港價值宣言》，將“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核心價值界定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參見《“愛國者”與“香港核心價值”之爭》，載《觀察者》2021年3月6日，https://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21_03_06_583198_s.s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8月號，總第320期，P8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