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侵華日軍製造了南京大屠殺，30多萬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慘遭殺害，給劫後餘生的幸存者留下難以撫平的傷痛和苦難記憶。87年歲月流逝，截至記者發稿時，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登記在册的在世幸存者僅剩32人。我們記錄下部分幸存者的名字和肖像，為史存證。（圖：新華社）
中評社北京12月14日電／二十年來，每到12月，美籍華人魯照寧都會從美國飛回家鄉南京，捐贈這一年來他收集的抗戰文物。
“時間在一天天過去，歷史的遺留物越來越少，風吹日曬難以保存。我要把它們打撈起來，讓更多人看到。”他說。
他的行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身邊的人。他向美國同事和朋友講述，南京大屠殺發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在他影響下，他家門口理髮店的老板一年半後瞭解了這場發生在11800公里外的慘劇。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陷南京，展開長達六周的燒殺淫掠暴行，至少30萬人遇難。二戰後，對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國際審判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長達1218頁的遠東國際法庭判決書中，有兩個專章“攻擊南京”和“南京大屠殺”。南京軍事法庭的判決中也提到：“我被俘軍民慘遭殺戮者，達三十餘萬人之眾。”
數十年過去了，當年的硝煙早已散去，血泊中的幸存者也大都離世，然而不少像魯照寧這樣的人，一直在堅持讓真相被銘記，被世界知曉。
記住民族苦難的努力
這些年，在西方最有影響力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作品之一或許是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被二戰遺忘的浩劫》。楊夏鳴當年作為翻譯陪張純如在南京調研二十多天，深感她的執著與細致。
“她特意從美國趕來，我覺得挺感動的。她當時很年輕，像個大學生，不過身體不好，經常生病。”66歲的楊夏鳴回憶說，她見到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生活困苦，身上長長的傷疤伴隨他們一生，當即表示自己要學習法律為他們爭取權益。
這本書後來蟬聯暢銷書榜首，引發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更廣泛關注。
張純如的書也促使魯照寧重新審視家鄉。2002年，他首次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次經歷改變了他的生活重心。1980年，16歲的魯照寧隨父母移民美國時，對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隨著對那段歷史的深入瞭解，他發現自己家也和大屠殺有關：他的二爺爺魯葆寅被侵華日軍用刺刀刺死。
他開始在國外搜尋抗戰文物。“我每天花4個小時左右瀏覽網頁，搜尋史料。有時在旅行路上、吃飯間隙，也會通過手機搜索、競拍。”他說。
20年來，他向不同機構捐贈了超過3000件（套）揭露二戰期間日軍在華暴行的文物史料。
今年剛退休的魯照寧曾是紐約一家電力公司工程師，他坦言，搜尋文物的開銷不小，家人起初反對，但後來逐漸默許、支持。
“我要讓更多人瞭解曾經發生的歷史悲劇，不要讓它重演。”魯照寧希望更多人瞭解和平的可貴。
2014年，中國以立法形式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有這樣一個公祭日，是一種進步，也是民族和國家強大的表現。”魯照寧說。他注意到，公祭日在美國和加拿大華人較多的地方都有報導和紀念活動。
為讓這段歷史為世界所知，作為每年國家公祭儀式固定舉辦地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多年來持續赴美國、日本、法國、菲律賓等地辦展。原館長朱成山回憶，為銘記歷史，1983年底南京市開始籌建紀念館。1985年8月15日，紀念館建成開放。截至目前，紀念館藏品總量超過19.4萬件。
紀念館還組織了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與來自日本、韓國、美國、德國等地的學者討論歷史問題。“通過文化交流，日本人也成立了一些紀念南京大屠殺的聯合會。”朱成山說，“每年他們都會在日本做一些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宣傳，組織人到南京參加我們的國家公祭。”
跨越國界大愛的延續
一些西方人也在為銘記這段歷史而努力。
1937年，包括約翰·拉貝在內的20多位外籍人士，冒著生命危險組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設置25個難民收容所，庇護來25萬多名中國難民。他寫下的日記是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詳實的史料之一。
2002年，約翰·拉貝的孫子托馬斯·拉貝和妻子在海德堡建立了第一個約翰·拉貝交流中心，目前全球已有六個。
他於2016年將日記原稿捐贈給中國國家檔案局，此後還出版了《拉貝與中國》一書。
“在海德堡，我們舉辦了一些活動來紀念歷史。”托馬斯·拉貝說，“12月13日，我們會在約翰·拉貝交流中心聚餐，邀請中日學生參與，回顧歷史，探索如何努力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66歲的克里斯·馬吉目前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從事攝影與攝像工作。南京大屠殺期間，他的祖父約翰·馬吉用一架16毫米攝影機，悄悄拍攝下珍貴影像，成為留存至今有關南京大屠殺唯一的珍貴動態畫面。
克里斯·馬吉第一次去南京是參演紀錄短片《女孩與影像》，該片講述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老人的遭遇，先後斬獲美國紀錄片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和美國紐波特比奇電影節紀錄短片傑出貢獻獎。此後，他多次到南京，重走“祖父路”，用鏡頭記錄今日的南京。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照片是我站在‘安全區’委員會舊址外拍攝的，那個地方曾是他們的總部。在1937年的照片裡，一群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包括我的祖父，選擇留在南京保護那裡的人，讓我深受感動。”他說。
“這段歷史應更多地被國際社會認識，否則暴行可能重演。”
在日本也不乏這樣的有識之士。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以洞富雄、藤原彰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就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對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觀點逐一進行駁斥。鬆岡環等日本民間友好人士多年來往返於中日之間，走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當年參與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侵華戰爭的日本士兵，將“理解中日歷史，與受害者同行”作為畢生的座右銘。
為了國際上應得的認可
南京大屠殺並非二戰唯一暴行。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在1979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每天迎來眾多參觀者。而南京大屠殺在發生78年後，與之有關的檔案才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馬吉和拉貝的後人表示，南京大屠殺在西方知曉度不高。
克里斯·馬吉回憶，他在美國高中時選擇了中國歷史課程，但課本中未提及南京大屠殺。直到讀張純如的書，他才明白父親講述的那些事。
“除了瞭解我家族歷史的朋友，我身邊的人通常不知道南京大屠殺。”他說。
約翰·拉貝的曾外孫克里斯托夫·賴因哈特告訴記者，他常見中國遊客在拉貝墓前留下鮮花和信件。當被問及為何不遠千里而來時，他們說，來看望恩人。
但他發現，南京的那段歷史在歐洲並不常出現在新聞中，拉貝也不是個廣為人知的英雄。他把這些歸因於媒體的宣傳。“西方媒體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美國敘事的影響，留給中國新聞的版面和空間相對有限。”他說。
魯照寧也看到，美西方主導的戰後秩序以及敘事方式導致了南京大屠殺在西方世界被忽視。
西方的敘事中對中國作為二戰東方主戰場的作用輕描淡寫，導致這裡發生的苦難並未得到應有的關注。“中國是最早抗擊軸心國侵略的國家。”英國歷史學者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寫道，“早於英、法兩國反法西斯戰爭兩年之久，比美國參戰早四年。”
而二戰結束後，美國包庇日本的戰爭罪行，不少戰犯並未受到應有懲罰。此後，日本右翼勢力一直試圖抹殺這段歷史。
相較之下，楊夏鳴認為，猶太人對苦難的紀念遍布全球。“（美國）很多地方都有猶太人紀念館，即使很小的城市。”他說。
作家楊筱艶則認為，影視作品在傳播方面有優勢。“很多人可能通過《泰坦尼克號》瞭解那次海難，而《辛德勒的名單》則讓納粹集中營廣為人知。”她說，“我們也需要更多視覺作品讓人們瞭解南京大屠殺。”
目前，她已出版幾本南京大屠殺主題童書，其中一部已售出影視改編權。
波蘭留學生達昕研究的是中國近代史，他的曾外祖父曾在二戰中被征召到德國工廠做勞工。他看到，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正逐年減少，波蘭也面臨同樣情況。他建議通過新媒體平台和短視頻向年輕人介紹歷史，並組織活動邀請人們參觀大屠殺相關地點。
“或許可以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與其他相關敘事相聯繫。”達昕目前在參與南京大學教授發起的國際和平城市項目，推動將南京從中國記憶擴展為全球記憶的一部分。
當被問及為何在80多年後仍要記住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時，他說，“對於個人而言，這是療愈創傷的方式；對於學者而言，這是瞭解過去的途徑；對於教育者而言，這是防止悲劇重演的重要一課。”
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