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黃奎博（中評社 李子寧攝）
中評社北京9月25日電（記者 李子寧）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叠加賴清德上台執政影響，台海形勢日趨複雜嚴峻，兩岸交流發展面臨不少的挑戰和困難。就有關議題，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黃奎博接受了中評社記者的專訪，他表示，賴清德在政治上有明顯堅持的地方，從其在台南市長任內拒絕進入市議會200多天，就可以看出他不喜歡也不希望妥協，這樣的人格特質通常不會改變。所以他當領導人的時候，在很多重要的政治議題上，包括現在“朝小野大”的“立法院”，也可以看到民進黨在很多方面並不妥協，這是賴清德性格在台灣政治上的投射。如果這種不容易妥協的性格持續下去，可以預見的是在賴清德執政期間，朝野之間幾乎不會有重要的共識，而且在敏感議題方面，例如台灣定位、涉外政策或重大公共投資等都會有很多的紛爭，台灣的政治也會持續混亂且不太可能產生多數共識或全民共識。
黃奎博指，從賴清德的種種表現可以看出，他希望用一種宗教的方式去影響島內社會對於台灣的政治定位，想讓台灣人的政治意識形態具有“宗教情懷”色彩。也就是說賴清德會非常堅持他所相信的東西，甚至把“務實台獨”當成一個宗教信仰在處理，這時台灣在政治方面的定位分歧會更加明顯。理論上作為一個領導人應該是讓不同的各方達成最大共識，但賴清德是希望各界團結在民進黨的黨旗之下，而不是“國旗”之下。這樣的做法對於已經逐漸分裂的台灣社會來講是不利的，因為分裂的社會自然就會有分裂的政黨，雙方不太可能會有政治條件的交換或者妥協。因此賴清德執政期間他的“台獨”意識會更加增強，島內政治分歧及社會分裂也會更加強烈和明顯。
黃奎博分析，上述情況會給兩岸關係產生幾方面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兩岸的法理定位，會從很久以前的雙方同屬“一中”逐漸演變成雙方是各自不同的國家。這個趨勢其實從李登輝的後期開始逐漸成長，經過民進黨兩次執政到達一定的高峰。現在賴清德的做法，還很明顯地是要推動所謂的“台灣主體性”，這不只是政治和文化分隔，還是民族分隔，也就是“台灣主體性”已經跟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混合在一起，逐漸的就會變成“台灣民族主義”對撞“中國民族主義”或者“中華民族主義”，兩岸的衝突就會從過去所謂的“政治制度優劣”競爭，逐漸演變成“族群的衝突”。與“政治衝突”能夠靠政治協商或妥協得到一定控制甚至解決不同，“族群的衝突”因為“你我”區分明顯，一旦發生衝突後果會相對嚴重，不是一時半刻，或者通過政治的溝通協商就可以有效處理。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台灣可能會和中國大陸發生“民族主義對撞”，這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可以說是非常不利。
第二，賴清德的兩岸政策很明顯會延續蔡英文時期依靠美國的做法，甚至是“一面倒”，這會讓他更加順從美國，然後在兩岸關係上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這樣也比較符合他想要形塑“台灣民族主義”的企圖。
最後，賴清德會希望借著兩岸的功能性合作，包括ECFA，讓台灣可以從中獲得一定利益。但是在政治上面賴清德將“寸步不讓”並朝自己堅持的方向移動。
談及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黃奎博指出，美國始終是影響兩岸關係最重要的第三方因素。現在美國的“一中政策”內涵雖然在名義上還是“一法三公報”加“六項保證”，但實際上，美國給予了台灣更多的政治空間，並且在涉及“三個公報”的內容時表現得“心口不一”，引起了中國大陸方面對於美國掏空“一中”的憂慮。同時台灣也利用了美中的競爭，希望美國可以重新重視台灣的重要性，特別是透過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地位，讓美國把台灣納入美國所謂“防中抗中”的範圍裡，這樣賴政府即使是在兩岸關係不可控或者惡化的情況下，也可以獲得美國的保障。
黃奎博表示，美國方面當然清楚賴清德的一些動作，但只要賴清德的做法沒有突破過去的框架，美方會容忍其打一些“擦邊球”，但美方也很清楚的持續強調不支持“台獨”，所以美方的“紅線”還是劃在那邊，但在“紅線”內給賴清德的空間變多了，也等於給賴政府一些信心，讓其認為有美方的默許，他就可以在兩岸關係裡面持續推動所謂的“台灣主體性”或“台灣民族主義”。
黃奎博還表示，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問題，確實是三邊關係裡面很敏感的地方。對美國來講，對台軍售不只是攸關於美國軍火商的利益，也攸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安全利益，所以美國不會輕言放棄。對中國大陸來講，對台軍售則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但對台軍售已經行之有年，美國不會停止，中國大陸在這一問題上的外交抗議也會繼續。
對於賴清德可能“過境”美國，以及給兩岸關係造成的影響，黃奎博表示，從賴清德目前跟美國的互動來看，美方對賴清德的信心並沒有那麼的高，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機率讓其從主要城市“過境”。如果實現，相信賴清德也不太敢進行高調的宣傳，因為美國一定希望其的“過境”是低調平順的，不會引起美中之間進一步糾紛，同時美國給台灣方面領導人提供“安全、舒適、便利、尊嚴”的過境條件，中國大陸也看到低調的所謂“過境外交”，三方的訴求都得到基本滿足，或許有關事件就不會引發太大的影響。
有關兩岸交流，黃奎博說，即便是兩岸官方關係變差，兩岸民間關係也不能變差，如果兩岸民間關係也真正變差，那兩岸關係真的就會變成一個向下“沉淪”的螺旋，沒有辦法再快速恢復到過去應有的正常健康狀態。此外兩岸民間的對話不一定是學術的，包括社會各階層，包括宗教、文化、教育、體育，甚至科學或者是企業經營等等，都可以是對話的一部分。
黃奎博分析，現在的問題在於經過了疫情，再加上美中之間的競爭與衝突，讓一些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有所改變。再加上賴清德政府動輒就以所謂中國大陸的“認知作戰”或“統戰”去警告台灣民眾，不要輕易赴中國大陸，導致台灣民眾對於到大陸交流有疑慮，這些疑慮只能透過不斷的交流去破解。
“交流一定要去‘政治化’，如果是很單純的正向的民間交流，再經過一段時間，兩岸民間各階層的交流應該會逐漸恢復。這時就算官方關係不好，但只要民間關係是好的，那麼兩岸關係還是有春暖花開的希望。”黃奎博最後補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