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中評社香港1月8日電/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暨東南亞研究所暨區域國別學研究中心所長秦博、中共成都市委黨校科技與生態文明建設教研部副教授徐浩銘、成都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程晨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2月號發表專文《特朗普第二任期全球格局重構及其對中美關係影響》，作者認為：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預示全球政治格局將迎來深刻變革。秉持“美國優先”理念，他推行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政策，試圖重塑全球秩序。然而，在當前中國崛起、俄烏衝突、中東動蕩和全球供應鏈重組等嚴峻局勢下，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會為全球秩序帶來新的衝擊與變數。本文系統分析了特朗普政策對全球秩序和中美關係的影響，首先解析了“美國優先”政策的核心內涵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導向作用，隨後從多個維度探討該政策對全球秩序的影響機制。本文還構建了基於數學模型的框架，量化特朗普政策可能引發的供應鏈脫鈎風險，探討中美產業脫鈎的時間路徑及其系統性風險，最終為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提供系統性預判及政策建議。文章內容如下：
一、“美國優先”與全球脫鈎挑戰多邊秩序
在首個總統任期內，特朗普通過“美國優先”政策重塑了美國在全球經濟與政治中的地位，〔1〕引發了關稅壁壘、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等經濟保護主義措施，對全球多邊合作體系和中美關係產生深遠影響。此次特朗普再次當選，預示該政策可能進一步強化，從被動貿易保護走向深度脫鈎與主動分裂，意圖重塑全球供應鏈和經濟規則。下文將從經濟保護主義深化及“主動分裂”策略兩方面，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採取的措施及其對全球經濟格局的潛在影響。
（一）新一輪經濟保護主義的深化
特朗普首個任期內的“美國優先”政策導致全球經濟秩序深刻調整，特別是在關稅壁壘、供應鏈重構和高科技領域表現出強烈的保護主義傾向。〔2〕再次當選後，特朗普不會放棄建設以美國為中心的經濟和技術霸權體系，強化系統性“高級脫鈎”戰略，通過貿易限制、出口封鎖和投資審查等手段，推動經濟保護主義和科技獨立發展，以鞏固其全球競爭優勢，服務長期外交和軍事戰略。這將衝擊全球供應鏈，加深中美經濟隔離，重塑全球科技版圖。
特朗普可能會繼續利用關稅重塑美國製造業，遏制中國崛起，尤其是在高科技製造領域切斷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重奪美國在半導體、通信設備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主導權。〔3〕這將使全球供應鏈更加趨向區域化和本地化，影響高科技市場。出口管制也將加強，尤其在半導體、先進材料和基礎軟件等領域，以構建“去中國化”的高科技生產體系，削弱中國影響力，鞏固美國在全球高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同時，特朗普可能加強資本管制，限制中國投資美國新興產業，特別是核心技術和高價值領域，通過擴大CFIUS權限，強化外資併購審查，維護美國技術優勢，防止關鍵技術外流。若其他國家效仿，全球經濟可能分化為兩大陣營，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資本流動與技術合作將進一步減少。
（二）從“被動脫鈎”到“主動分裂”
“被動脫鈎”可能會升級為“主動分裂”，通過推動建立“經濟與技術聯盟”，整合資源、加強盟友協作、重構全球供應鏈體系，以壓制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旨在以“美國及其盟友”為核心，排除中國在關鍵產業鏈中的位置，邊緣化中國，重塑全球經濟格局。〔4〕這表明，全球化進程已因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博弈而被人為割裂，未來特朗普將更加主動地“去中國化”，全面利用法律、外交和金融手段排斥中國，構建排除中國的全球經濟聯盟，深刻影響全球經濟體系，加劇全球經濟秩序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特朗普可能會採取“組合拳”的方式推動“去中國化”：第一，通過立法或調整法規，利用關稅和投資限制等手段向中國產品和在華美企施壓，保護本土製造業並建立“安全供應鏈”基準；第二，尋求歐洲、日韓等盟友支持，共同推行貿易壁壘等排他性經濟措施，形成排除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使“經濟脫鈎”深化為全球產業鏈重構；〔5〕第三，利用經濟和技術援助、安全合作等外交與經濟策略，持續向東南亞、拉美及其他歐洲國家施壓，脅迫其在供應鏈和技術合作上與中國“脫鈎”，進一步削弱中國影響力，形成排除中國的經濟聯盟；第四，限制中國金融市場的准入、壓縮本國包括盟友的對華投資、降低人民幣的結算使用、甚至削減對中國主權債務的持有等。〔6〕通過以上措施限制中國在全球資本市場的活動，進一步孤立中國經濟，鞏固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二、“印太戰略”的再造與全球安全格局的權力競爭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不僅在經濟領域引發全球變革，也在安全層面產生顛覆性影響。再任後，特朗普可能在印太地區強化軍事存在，深化“印太戰略”，鞏固美國領導地位並削弱中國影響力。〔7〕或將採取更激進的策略升級“印太戰略”，如擴大南海軍事部署和重構美軍同盟體系，加劇區域動蕩，迫使東盟國家在中美之間面臨複雜的戰略抉擇。
（一）“印太戰略”的軍事升級與區域影響
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旨在通過軍事拓展與戰略威懾，如加強南海軍事部署、投資戰略武器、深化與印度軍事合作等手段，穩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掌控南海這一關鍵通道。特朗普恐將加大對台軍售與軍事合作，促使兩岸關係緊張。增加南海巡航與偵察頻次，派遣航母戰鬥群高強度巡邏，以強化控制並造成威懾，擾亂我國與東盟成員國的外交合作。推動與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合作，構建孤立和遏制中國的區域性準軍事同盟，深化東盟對美國的安全依賴。〔8〕但這可能損害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東盟長期通過多邊對話與區域一體化維護中立與自主性，但特朗普可能使其陷入“安全依賴加深與自主性喪失”的困境，〔9〕進而不得不在中美之間採取“平衡外交”策略，在安全與自主間艱難求存。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可能更傾向於接受美國援助，而中立國家則可能堅守不結盟原則，但無論如何，特朗普的新“印太戰略”無疑將壓縮東盟國家的戰略選擇空間。
（二）對美軍傳統基地及同盟體系的重新塑造
為符合“美國優先”原則，特朗普或將重估美軍在日韓的軍事部署，並通過減少軍援或撤出駐軍施壓，迫使日韓增加自主防衛投入，承擔更多美方要求，以減輕美國財務負擔。〔10〕此舉極有可能加劇東亞、中亞和東南亞的安全競爭，特別是朝鮮，可能加速其核武與導彈技術發展，進一步複雜化朝鮮半島局勢，從而引發區域內連鎖反應。在東南亞，特朗普或加強在菲律賓、新加坡等戰略港口的軍事力量，增加軍備競賽風險，應對中國崛起。〔11〕美國可能會增加對東盟國家的武器出口和軍事援助，短期內加強自身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並且從長遠來看，對美國軍事體系的依賴會削弱東南亞國家的防衛獨立性，極大擠壓其外交空間和安全自主性。未來四年，東南亞國家將在維護國家安全與外交獨立之間艱難權衡，南海局勢也將因此進入高度不確定的狀態。
三、多極化抗衡中的特朗普因素與中俄朝的戰略調整
特朗普新任期內，美國對華施壓預計將進一步加劇。特朗普可能加強其全球主導地位，竭力阻礙中俄各領域合作，加速推進“去中國化”供應鏈重組。面對嚴峻態勢，中、俄、朝等國應採取積極措施，削弱美國影響力，促進全球多極化格局形成。事實上，俄朝兩國已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出擊，積極推動區域及全球多極化進程，以期在全球衝突風險升級背景下贏得更大戰略自主權。
（一）中方的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夥伴網絡
面對可能加劇的經濟脫鈎與制裁壓力，中國需採取以下應對措施：第一，加強區域一體化，在亞洲地區發揮經濟支柱作用，涵蓋貿易、基礎設施、能源共享及技術交流等領域，為區域內國家提供穩定的經濟支撐。第二，強化RCEP框架，深化與東盟等國的經濟聯繫，構建獨立於美國的區域經濟體系，削弱美國在亞太的經濟影響力。第三，構建全球夥伴網絡，深化與南南合作夥伴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尤其是在非洲、拉美和中東，這將有助於獲取資源和市場，同時增強國際支持，緩解美方的施壓。第四，氣候政策合作，與歐洲在綠色技術和氣候治理上加強合作，推動建立公平的多邊氣候治理體系，提升在氣候議題上的話語權，削弱美國主導地位。
美國視技術為國際競爭的新高地，強調其需置於嚴密的保護網下，並與國家戰略無縫對接。特朗普率先邁出了與中國科技領域解耦的步伐，不僅動用了現行法律體系且不斷推行新立法，還充分利用總統行政權，對中國採取了一系列諸如出口管制、投資約束等“限制性”解耦行動，目的是培育本土科技實力，聯合盟友及夥伴共同構建對中國的科技圍堵，穩固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權。〔12〕對此，中國可加速高新技術與創新領域的多邊合作，深化與俄羅斯、中東、歐盟等國家的科技合作，推動科技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美國科技的依賴。特別是在新能源和碳中和領域，加強與俄羅斯及歐盟的標準制定和技術合作，構建自主的技術支持體系，形成與美式標準抗衡的國際技術規範，培育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替代性科技生態系統，保障技術供應鏈安全，掌握國際技術競爭主動權，為未來全球科技秩序的構建奠定基礎。
（二）俄朝的角色：對美國戰略擠壓的應對與合作潛力
由於特朗普對中俄朝的態度更加強硬，俄朝兩國的戰略選擇將極大影響全球多極化格局。俄羅斯憑藉能源、軍事和技術能力抗衡美國，通過與中國深化合作分散經濟壓力，增強其在美俄對抗中的話語權。〔13〕朝鮮因其地緣政治地位和核能力在東亞安全中占據重要位置，擁核與其政權存續高度相關〔14〕，中方可通過經濟援助和戰略協作穩固朝鮮政權，增強與朝鮮的合作。軍事方面，俄朝可能繼續強化防禦態勢，推動聯合軍事演習，以應對美在亞太擴軍，展示區域安全掌控力。俄朝的軍事協作或演化為實質性戰略聯盟，且在情報共享、防空系統部署等領域合作深化。科技與網絡安全方面，中俄朝合作可有效緩解特朗普對中國高科技封鎖的不利影響，通過聯合研發與技術共享，彌補技術短板。中俄在軍事技術與信息安全上互有優勢，將助力提升共同網絡防禦能力，而中國在5G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成就也將助力俄朝科技進步，共同捍衛信息主權。中國與俄羅斯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成為踐行“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原則的新型國際關係之典範，兩國在全球眾多重大議題上保持高度一致，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堅實基礎，對維護全球和平與穩定的宏觀格局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5〕此外，中國與朝鮮更是友好鄰國，兩國關係源遠流長，傳統友誼深厚。因此，若特朗普二次執政的政策更強硬，中俄朝合作將更深入，且涵蓋能源、軍事、技術、外交政策協調和網絡安全等領域，構建針對美國的多維度制衡體系，推動亞太地區“去美國化”趨勢，形成戰略自主的區域體系。
四、意識形態博弈下的特朗普與全球話語建構
在全球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意識形態對抗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維度。特朗普歷來有鮮明意識形態輸出傾向，以自由主義和民主價值觀包裝，在全球範圍內塑造對美國體制的向往，削弱中俄等國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其策略不僅涉及傳統外交渠道的價值觀輸出，還將通過教育、文化、傳媒等多領域的“去全球化”操作，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文化傳播網絡。〔16〕與以往相比，此輪軟實力布局會更加獨特。
（一）全球意識形態對抗的深化
特朗普大概率會繼續通過“美式民主自由”對抗其他大國的影響，不僅試圖鞏固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認同，更積極在全球範圍內輸出價值觀，主要策略包括資助媒體、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和提供話語支持等，構建覆蓋拉美、東歐和東南亞等地區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17〕拉美因與美國的歷史聯繫及保守派對美式民主的認同，為特朗普提供了傳播優勢；〔18〕東歐因對俄羅斯的警惕成為其倡導反俄理念的重要戰場，經濟和軍事援助進一步鞏固了美式價值觀的影響；〔19〕東南亞則被視為扭轉親華傾向的關鍵，通過民主援助、媒體合作等強化親美勢力，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影響網絡，遏制中國的區域擴展。〔20〕特朗普可能利用掌控國際媒體和推廣親美社交平台，強化美式民主與自由市場理念的全球宣傳，借助媒體影響認知，跨越文化差異尋求共識，隱蔽地加深美國意識形態滲透。在中國和俄羅斯倡導“全球南方”理念背景下，這一策略被視為話語層面的“柔性較量”，旨在潛移默化改變目標地區的價值觀，削弱其意識形態影響力。
（二）教育與文化的“壓理抬文”策略
特朗普或將通過教育和文化的雙重“去全球化”操作，構建一個排他性的美式價值觀體系，從而導致未來全球範圍內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加速對立，加劇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文化衝突與合作的局面更加複雜多變。在教育領域，特朗普的重點很可能在於通過繼續限制高技術、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的教育交流，防範潛在競爭對手獲取美國的核心技術資源，但又繼續通過文學、文化等文科領域輸出美式價值觀，維持其話語權和文化影響力。〔21〕特朗普或通過減少技術類留學生簽證支持、強化出口管制等措施，阻止對手國家獲取敏感知識資源。與此相對，文科教育則成為美意識形態擴散和鞏固西方中心論的重要工具。對此，中國必須做好研判，全盤考量現有的留學政策，堅持以雙向流動為特徵的留學新模式，撼動美國教育的世界性主導機會。
同時，特朗普的文化政策可能採取更具排他性的策略，通過審查內容和資金限制減少與多元價值觀相悖的文化輸出，塑造單一美式形象，固持西方文明優越論和文明衝突論思維。〔22〕這或導致美式文化適應性下降，並促使新興市場國家轉向中國、俄羅斯等替代性文化資源。中國可通過“文化走出去”戰略，利用各類形式的文化產品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強化在全球文化競爭中的地位。美國的高壁壘文化圈雖然鞏固了美式文化的影響力，但也可能刺激非西方國家加強文化自覺和本土化策略，甚至形成對抗性文化網絡，加劇全球文化格局的分裂。
五、特朗普式脫鈎的雙面效應與中美經濟制衡
特朗普再度當選給中美關係帶來新挑戰，但基於全球經濟和安全治理的相互依存與彼此需要，中美關係仍將“鬥而不破”，但會進入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階段。在軍事領域的對抗中，危機管理機制有助於避免衝突升級。在全球治理中，儘管分歧很大，但中美在氣候、疫情防控和糧食安全上仍存在合作空間。通過在特定領域的合作，中美有望在競爭與合作中尋求平衡，在全球治理展現出積極的一面。
（一）中美經濟“鬥而不破”的新格局
特朗普的新一輪保護主義可能導致中美競爭加劇，但因貿易、技術和供應鏈的深度依存，中美徹底脫鈎難以實現。特朗普剛勝選不久，墨西哥總統辛鮑姆就在記者會上表示計劃移除中國產零部件，轉向本土或北美製造。〔23〕特朗普可能會通過加徵關稅和技術封鎖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但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比如美國農業依賴中國市場，而中國的稀土對美國高科技產業至關重要——決定了對抗的邊界，避免由於過度衝突引發全球經濟震蕩。此外，蘋果、特斯拉等美國科技企業出於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商業利益，可能游說政府爭取政策豁免，阻擋技術全面脫鈎。在供應鏈領域，特朗普推崇“本土化”生產以重振製造業，尤其在高科技產品和醫療物資領域，但全球化供應鏈的深度融合使其難以如願。〔24〕跨國企業在中國設立的生產和研發中心，不僅涉及其核心利益，也關乎全球產業鏈的穩定性。推動“製造業回流”將面臨企業界強烈反對，高成本和效率下降可能削弱美國的競爭力。因此，中美經濟關係雖因“美國優先”政策而加劇脫鈎趨勢，但技術和成本又會迫使美國在關鍵領域保持靈活態度，從而呈現“鬥而不破”的新格局，既制約了雙方對抗的強度，又為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緩衝空間。
（二）新型軍事競爭中的風險管控
面對特朗普可能加強的“印太戰略”，中國應利用東盟框架，開展定期對話，避免誤判且控制潛在危機。儘管特朗普推動的“準同盟化”可能引發不可控的區域衝突，但全球安全治理仍留有多邊合作空間。以朝鮮核問題為例，中美在半島無核化目標上立場一致，但具體路徑分歧仍存。未來，六方會談等多邊機制可成為協調各方利益的重要平台，複雜的半島局勢使得朝鮮既是被施壓目標，卻也可能成為調整區域博弈格局的杠杆。中國可通過加強對朝鮮經濟與外交支持，彰顯在半島事務中的協調與建設性作用，同時平衡域外勢力的介入壓力，推動區域安全穩定。
（三）全球治理與多邊合作的可能性
在全球治理中，中美關係複雜，既有戰略競爭，也包含合作需求。氣候變化、疫情防控、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超越單一國家能力，需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儘管特朗普傾向保護主義，但作為主要碳排放國，美國的氣候政策對全球治理至關重要。中美在在碳減排和綠色技術合作上責任重大，通過技術交流和聯合科研，可提升中國在氣候治理中的話語權，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疫情防控凸顯公共衛生問題的跨國特性，中美作為醫藥技術和資源主要供應國，可在疫苗研發、醫藥供應鏈和公共衛生政策方面加強合作，特別是在世衛組織框架下形成共識。這不僅對全球疫情防控意義重大，也為雙方提供超越政治衝突的合作平台，增進互信。在糧食安全領域，氣候變化與供應鏈不穩定加劇農業資源短缺風險，中美作為主要農業經濟體，通過技術共享和創新可穩定全球糧食供應，減少饑荒風險，並在農業科技與儲備體系建設上開展合作，為全球糧食安全提供保障。
六、中美供應鏈脫鈎的數學建模與理論分析
特朗普的“去中國化”政策不僅是經濟競爭，還深度干預全球供應鏈。為評估其對中美關係及全球經濟的影響，本文提出用供應鏈網絡的數學分析框架量化脫鈎風險，並通過DCC-GARCH模型研究兩國經濟關聯性，從實體和虛擬經濟兩個維度揭示政策影響。DCC-GARCH模型由Engle和Sheppard於2001年提出〔25〕，利用動態條件協方差矩陣捕捉時間變化的相關性，具備高效建模能力和廣泛適用性。與傳統多變量模型相比，DCC-GARCH大幅降低參數估計複雜性，同時保持模型的解釋力與正定性。其在分析政策衝擊下的動態相關性和非線性影響方面表現突出，為供應鏈脫鈎風險和政策系統性影響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DCC-GARCH 模型的特點是同時對Dt和Rt進行時間動態建模，用於捕捉金融時間序列中的相關性變化規律。假設我們有n個資產的收益at，其期望值為0，協方差矩陣為Ht，則動態條件相關（DCC-GARCH）模型定義為：
本文從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個維度構建了數學分析框架，以評估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對中美關係及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並為後續研究提供系統的分析工具。該框架在評估供應鏈網絡穩定性和模擬脫鈎風險溢出效應方面具有理論價值，同時為基於實證數據的研究奠定基礎。在實體經濟層面，全球供應鏈被建模為多節點複雜網絡，每個節點代表經濟體、產業或企業，其影響力通過連接度、依賴度和交易權重量化。本文提出網絡穩定性矩陣方法，衡量“去中國化”政策對供應鏈的斷裂風險和韌性，為政策制定者判斷“高影響力節點”的脫鈎風險提供依據。在虛擬經濟層面，特朗普政策對金融市場的衝擊更加敏感，金融波動性通過股票指數和債市收益率反映供應鏈中斷的外溢效應。本文採用風險溢出效應模型，分析供應鏈斷裂如何通過資本流動、市場信心等渠道影響中美經濟及其全球關聯方，揭示政策在虛擬經濟上的溢出路徑，為評估全球經濟韌性提供支持。儘管未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的數學框架通過量化供應鏈網絡穩定性和虛擬經濟波動性，為理解特朗普政策的複雜經濟影響提供了理論工具，並為政策討論和未來數據研究奠定基礎。
七、結論：從“例外狀態”到全球秩序——特朗普政策的邏輯與中美關係的未來演變
特朗普再次當選在全球政壇掀起軒然大波。卡爾·施米特提出，主權的核心在於決定例外狀態的能力。〔26〕例外狀態是危機管理工具，更是主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特朗普的執政是例外狀態在現代治理中的奇特運用。他通過“美國優先”政策將緊急狀態轉化為一種常態化的治理工具，以強化行政權力和政治合法性。在特朗普政府的“去中國化”政策中，例外狀態的邏輯得到充分體現。他以關稅、技術封鎖和供應鏈重構為核心策略，製造緊急狀態敘事，操控公眾輿論，任意解讀關鍵法律條文，輕視私法權威，將複雜的國際議題簡化為危機敘事，不僅旨在削弱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更重塑了美國國內對經濟主權的認知。法律被特朗普有選擇性地強化或削弱，服務於他為政策披上合法外衣時的需求。特朗普以危機為借口，重新定義了法律與權力的關係，將其從限制性框架轉化為權力擴張工具。特朗普政府並非完全擺脫法治，而是通過選擇性適用法律來構建新的合法性框架。特朗普將“主權者能藉由界定例外狀態來超脫法律束縛”的邏輯推演至美式民主的核心地帶。
然而，全球供應鏈高效運轉依賴各國間緊密協作，中美之間更是深度交織。特朗普濫用“例外狀態”邏輯，試圖削弱對華經濟依賴，以單邊主義策略重塑全球合作範式，這種做法不僅凸顯經濟民族主義的特徵，也旨在進一步鞏固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主權者在危機關頭雖擁有規則制定權，但其行使必然受到現實操作中諸多制約。特朗普通過“例外狀態”強化自身經濟霸權，通過斷裂來重組權力，法律與權力的界限變得愈發模糊，傳統的多邊合作機制面臨嚴峻考驗，美式民主制度的脆弱暴露無遺。從施米特到阿甘本的理論來看，例外狀態不僅是權力工具，更是政治範式。相比之下，中國則通過合作來重塑規則。特朗普再度執政期，中美兩國如何協調競爭與合作，將決定全球秩序未來走向。中國需要警惕“例外狀態”的擴散，通過推動多邊合作、強化區域一體化來應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同時，技術發展與規則創新也為中國在新秩序中發揮更大影響力提供了新的戰略選擇。
特朗普的再度當選必將深刻影響中美關係及全球格局。通過“去中國化”、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對盟友的施壓，特朗普將既試圖維持全球霸權，又迎合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在經濟層面表現為關稅壁壘、技術封鎖等手段的強化，重新定義國家利益；在外交上則削弱多邊合作，推行單邊主義，用雙邊談判取代國際協作體系，加劇了全球治理的“合作真空”，使國際秩序愈發複雜且難以預測。特朗普政策的要義在於用經濟脅迫和技術封鎖削弱新興國家的發展潛力，同時在印太地區加強軍事存在，遏制中國崛起，從而削減全球多邊合作基礎，推動經濟與技術的脫鈎，最終謀求永固美國的單邊優勢和霸權利益。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助推了特朗普政策的實施，但全球化的長期趨勢和跨國企業的利益博弈將對這些政策形成制約。據本文供應鏈網絡模型分析顯示，特朗普政策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的區域性和行業性震蕩，為國際秩序的穩定提出新難題。未來研究需結合實際經濟數據，評估政策的區域影響和連鎖效應，為制定前瞻性應對策略提供科學依據。總體而言，特朗普極可能將持續利用單邊主義維護美國霸權地位，這對全球多邊合作和國際秩序的長遠影響不可忽視。中國需要在多極化的全球治理框架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國際社會的公平與可持續發展。中美關係將在競爭與合作的張力中保持動態平衡，而全球治理的未來將取決於各國在開放與協作中的共同努力。這不僅是對特朗普再度執政影響的回應，也是全球秩序穩定和發展的必然取捨。
註釋：
〔1〕章永樂.“帝國式主權”降臨了嗎？——特朗普主義的挑戰與主權理論的未來[J].開放時代,2022,(02):50-69+6.
〔2〕劉曉偉,劉飛濤.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長期化趨勢及其內在邏輯[J].國際論壇,2024,26(04):123-136+159-160.
〔3〕孔繁穎.拜登政府為何堅持對華實施貿易戰[J].當代美國評論,2023,7(01):105-125+130.
〔4〕余振,王淨宇.美國對華經貿的“脫鈎”與“再掛鈎”：思想淵源與現實邏輯[J].國際展望,2022,14(03):97-114+160-161.
〔5〕刁大明,王麗.中美關係中的“脫鈎”:概念、影響與前景[J].太平洋學報,2020,28(07):12-27.
〔6〕朱鋒.貿易戰、科技戰與中美關係的“範式變化”[J].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04):1-14+133.
〔7〕趙菩,李巍.霸權護持：美國“印太”戰略的升級[J].東北亞論壇,2022,31(04):24-46+127.
〔8〕侯勝.後特朗普時期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內在嬗變機理及對地區安全影響[J].雲南社會科學,2021,(04):72-77.
〔9〕田野,楊沛鑫.東盟國家自主性與戰後東南亞區域秩序的生成：來自禮治視角的解釋[J].當代亞太,2024,(01):4-27+161
〔10〕周建仁.同盟理論與美國“重返亞太”同盟戰略應對[J].當代亞太,2015,(04):26-54+157-158.
〔11〕王梓元,匡澤瑋.大國競爭、昂貴信號與小國對外政策選擇——以中美競爭中的菲律賓、新加坡為例[J].東北亞論壇,2024,33(01):18-33+127
〔12〕周琪.美國對中國科技“脫鈎”的戰略動機及政策措施[J].太平洋學報,2022,30(08):1-25.
〔13〕陳漢雪,張其仔.極限制裁下俄羅斯產業鏈斷裂風險、應對舉措及對中國的啟示[J].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4,(05):44-67+162-163.
〔14〕楊文靜.朝核變局中的美國因素[J].現代國際關係,2018,(05):16-23+68-69.
〔15〕歐陽向英.非聯盟國家深度合作可行性探究——兼議“十四五”規劃與中俄戰略合作前景[J].國際經濟評論,2021,(04):160-176+8.
〔16〕劉建華.當前美國對華意識形態滲透的新手段及其應對[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01):18-28.
〔17〕金英君.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略解析[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04):139-148.
〔18〕魏紅霞.美國在拉美軟實力的構建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拉丁美洲研究,2009,31(S2):67-75+80.
〔19〕白建才.美國隱蔽宣傳行動與蘇東劇變[J].國際政治研究,2021,42(01):28-42+5-6.
〔20〕閆坤.美國在東南亞推廣“普世價值”的成效評估及前景[J].太平洋學報,2013,21(10):47-59.
〔21〕姬芳芳,吳堅,馬早明.反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留學生教育政策的新變化[J].比較教育研究,2020,42(05):35-43.
〔22〕張小平.當代文化帝國主義的新特徵及批判[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09):123-132+160.
〔23〕“美加施壓下，墨西哥要替代中國零部件？專家：美方做法威脅全球產供鏈安全穩定.”環球時報，2024年11月25日，http://news.china.com.cn/2024-11/25/content_117567357.shtml
〔24〕劉曉偉,劉飛濤.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長期化趨勢及其內在邏輯[J].國際論壇,2024,26(04):123-136+159-160.
〔25〕Engle, Robert F., and Kevin Sheppar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Multivariate GARCH. NBER Working Paper No. 855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t. 2001, pp. 1–36, www.nber.org/papers/w8554.
〔26〕[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劉宗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2月號，總第324期，P16-24）
［圖2］
［圖3］
［圖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