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經濟再平衡的全球影響① 作者：盧鋒（北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潘松李江（北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摘要】2024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創建80周年。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鎮召開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確立了戰後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基本原則，對當代經濟全球化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然而因應國際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隨著新興大國追趕與國際經濟格局演變，原有體系內在矛盾積纍派生出改革重塑的時代要求。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新興大國，中國經濟現代化與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在這個進程中發揮特殊作用。一國主權貨幣的國際化，標準在全球，成就在國際，基礎在國內。縱觀現實形勢，人民幣國際化離不開改革創新促進中國經濟持續追趕，也離不開針對宏觀經濟近年“供強需弱”矛盾推進再平衡。本文在討論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關係基礎上，考察我國經濟再平衡的現實意義與全球影響。
一、從追趕-危機-變革角度，看當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如同國內市場交易需要貨幣降低交易費用一樣，國際交換需要國際交易媒介作為基礎條件，需要國際貨幣計價、支付、清償、儲值等媒介性功能正常發揮作用，相關規則、機構、運行機制等制度安排的總和構成所謂國際貨幣體系。特定國際貨幣體系至少需回答三個問題：一是不同國家貨幣之間兌換比率即匯率形成機制和調整規則，二是采用何種調節機制應對特定國家或經濟體的國際收支失衡，三是儲備資產選擇即儲備貨幣安排問題。
從歷史看，近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多次演變。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葉英鎊占據特殊地位的金本位（gold standard）國際貨幣體系，戰後被美元占據絕對支配地位的金匯兌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體系取代，新體制也稱為布雷頓森林1.0版國際貨幣體系；上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鈎後形成的美元仍占主導地位的信用本位制（fiduciary standard）體系或牙布雷頓森林體系2.0版，則是目前國際社會謀求改革的對象。在國際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下，大國經濟追趕引發危機與變革，貫穿近現代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整個過程。
金本位體系以其獨特方式回答上述三問題。一是以金銀相對價格作為計價基礎，以金銀天然單位作為價值衡量單位，并由此決定各國貨幣兌換比率即匯率。二是貿易順差（逆差）派生貨幣黃金流入（流出），通過物價上漲（下降）和本幣實際匯率升值（貶值），自發調節國際收支達致平衡。三是以黃金作為基礎儲備資產，英鎊等大國貨幣作為流動性較高的主要儲備資產。19世紀後期，英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工業產能、航運能力、金融市場、軍事實力和國際政治影響力，在當時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支配地位。估計1860-1914年世界貿易中約有六成采用英鎊報價和結算，英鎊在外匯儲備資產中占一半以上份額。
兩大基本經濟因素推動金本位-英鎊時代謝幕。首先是黃金作為本位貨幣的供給數量難以滿足實際經濟增長要求：估計世界黃金存量在1850-1910年間增長幅度，衹有同期全球GDP增長估計幅度的四成出頭。金本位全盛時期英美近一半年份通貨緊縮，顯示作為本位貨幣的黃金數量供給擴張不足制約了經濟增長。
更重要的是美國經濟趕超英國推動原有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數據顯示，美國南北戰爭後經濟起飛，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分別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超過英國，二戰結束時分別是英國的4.7倍和1.7倍。1870年美國出口規模不到英國1/3，但是一戰期間超過英國，二戰期間是英國的十倍。1914年美國境外投資總額35億美元，不到英國同一指標的兩成；二戰中英國國外資產因支付戰爭債務喪失殆盡，1950年美國有500億淨國際投資頭寸，相當於同年英國GDP的1.57倍。美國官方黃金儲備從1900年不到2000萬盎司增長到1945年6-7億盎司，占世界份額達七成。經濟優勢加上二戰中歷練的超強軍事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為美國主導創建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奠定了基礎。
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金匯兌本位制，對上述三大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一是通過“35美元/1盎司黃金”使美元與黃金掛鈎，同時規定各國貨幣與美元匯率，由此形成參與國之間的固定匯率制。二是IMF調節和救助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短期流動性困難和危機，對成員國的結構性失衡可通過改變匯率平價調節。三是美元和黃金貴金屬同時作為儲備資產。與當時美國獨步全球的地位相適應，這個國際貨幣體系形態從裡到外都彰顯了美元霸權。
然而隨著戰後國際經濟格局快速變化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1.0版的內在缺陷，該體系運行不久就因為維持“35美元/1盎司黃金”平價困難面臨危機頻發局面，并在上世紀70年代初隨著美國被迫關閉黃金兌換窗口而歸於解體。促成這個歷史變局有諸多直接原因，包括美國過於擴張的宏觀政策、戰後顯著通脹及其國際收支變化等等，然而深層根源則是歐日等國經濟對美國持續追趕，改變戰後國際經濟相對競爭力格局，從而引入動搖和顛覆該體系的不穩定力量。
數據顯示，1950-1970年間，法國、德國、日本GDP纍計增速是美國纍計增速的1.59倍、2.83倍和6.2倍，三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分別是同期美國的1.69、2.05和4.53倍，出口纍計增速更分別是1.58、3.98和14.9倍。美國貿易盈餘和經常賬戶順差趨勢性下降，貨物貿易在60年代末出現逆差，國際收支總赤字意味著全球美元流動性過度供給和黃金儲備減少，使得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退出黃金平價兌換窗口并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1.0版解體。
布雷頓森林體系2.0版運行機制呈現多元化特點：匯率安排上，發達國家較多實行浮動匯率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則較多采取有管理浮動或釘住匯率制。在失衡應對機制方面，匯率變量和宏觀政策從不同角度發揮調節作用，同時IMF參與危機救助和穩定性監測協調。最後在儲備資產方面美元維持最大儲備貨幣地位，其它主要貨幣如歐元（包括前歐元時代的馬克和法郎）、英鎊、日元、近年人民幣等，都不同程度承擔儲備資產功能。與布雷頓森林1.0版比較，當代體系下美國反而能更靈活利用美元特權獲取經濟和戰略利益。
2008年美國華爾街引爆國際金融危機，集中體現美元主導的當代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矛盾與不可持續性。促成危機爆發的諸多因素中，其它國家經濟追趕與美國相對競爭力趨勢性下降仍是基本原因。過去半個世紀前後，國際經濟追趕大體經歷兩階段演變。70-80年代美國繼續面臨來自日本、西歐以及東亞四小追趕壓力，總體處於被動態勢，表現為1970年代持續通脹和80年代外部失衡壓力。然而90年代互聯網產業技術革命發生，憑藉在前沿創新、企業體制、資本市場等方面綜合條件，美國經濟再現繁榮并加大了對歐日的領先優勢。
進入21世紀後全球經濟呈現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國際追趕，這次中國、印度等一批新興經濟體成為追趕主角。尤其是新世紀初中國經濟的超預期追趕，快速改變全球經濟格局。伴隨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前所未有上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客觀上有義務吸收外國經常賬戶順差及國民儲蓄輸出，由此帶來的流動性泛濫加上華爾街“金融創新”能力，提供了次貸危機爆發的“完美風暴”條件。最近十幾年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持續追趕，使得支持美元霸權的經濟基礎相對優勢進一步減弱，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必要性被越來越廣泛認知。
二、比較幾種改革路徑人民幣國際化是占優策略
國際金融危機彰顯了當代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弊端重重，激活了國內外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廣泛討論。各方提出的多種思路和方案中，除了近年側重從區塊鏈技術角度討論的數字貨幣選項，另外主要有四種思路影響較大：“回歸金本位”“世界元”“東亞區域貨幣”和“人民幣國際化”。
不同改革思路各有優點和局限，它們之間也并非相互排斥，然而基於國際貨幣體系演變常識邏輯與歷史經驗，比較不同選擇所需現實條件，著眼中國經濟追趕改變當代全球經濟格局的特殊地位，筆者認為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推進改革是比較現實和有效的選擇，從中國經濟現代化角度看也是占優策略選擇。
誠然，金本位貨幣體系有其天然優點，然而回歸金本位則缺乏現實可行性。金本位優點包括基礎本位貨幣發行量受到黃金供給客觀制約，天然有利於制衡貨幣過度供給與防範惡性通脹風險。其次是金本位暗含的正常條件下各國貨幣的固定匯率制，有助於給經濟成長提供比較穩定的匯率環境。另外黃金貨幣本位提供了一種最基礎性的儲備資產，避免以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資產可能產生的過度特權問題。因而在討論現實國際貨幣體系弊端與改革必要性時，人們自然會向金本位的歷史背影投去懷念的目光。
然而金本位也有其內在局限性，當年大蕭條背景下主要經濟體先後退出金本位就是其局限性倒逼的結果。在供給條件給定背景下，基礎貨幣供給趨勢性相對短缺引入通貨緊縮壓力，不僅對投資和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制約，還會通過“債務-通貨緊縮”和“金融加速器”效應誘致或加劇經濟衰退。在通貨緊縮與總需求不足背景下，各國傾向於通過競爭性貶值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增加國際經濟陷入以鄰為壑的“囚犯困境”風險。冷靜思考金本位當年退出主導國際貨幣的歷史經驗，可見回歸金本位難以成為現實改革的主要選項。
其次，全球性超主權貨幣或世界元的解決方案，在理論上最優，然而在真實世界遙不可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任務，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新秩序，因而自然可設想終極目標是要基於國際社會普遍和深入的合作，建立一種或可稱作世界元的全球單一超主權貨幣，從而一勞永逸地改變金本位或特定主權貨幣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派生的缺憾及其被用來謀取主導國家私利的弊端。這不僅符合“同一個世界，同一種貨幣”的常識理念，在邏輯上也便於較好解決歷史和現實國際貨幣體系運行中的挑戰性問題。
現實討論構建超主權信用貨幣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系，可追溯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提出的與幾十種商品和黃金掛鈎的Bancor方案。然而由凱恩斯主持設計、代表英國政府提出的這個具有世界貨幣特徵的方案未被采用，而是在美國主導下創建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挽救布雷頓森林體系危機，上世紀60年代末IMF創設特殊提款權（SDR），第一次在國際組織超主權信用基礎上形成新的儲備資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提出不同方案，探討擴大SDR發行規模并拓展其利用範圍，使其逐步發展為全球性超主權貨幣。為應對新冠疫情時期一些國家外部收支困難和主權債務風險， 2021年IMF批准分配了6500億美元SDR，使其作為補充儲備資產功能進一步增加。
世界貨幣研究設計具有重要意義，SDR創建和使用代表了這方面的積極嘗試探索。然而要想通過世界元來實質性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目前前景仍晦暗不清。如SDR目前總額9430億美元，仍不到近年全球外匯儲備近12萬億美元的十二分之一。更為關鍵的是，SDR不具有通常市場交易場合的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功能，因而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讓SDR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中流砥柱更是可望難及。考慮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制度條件差異，與經濟學的最優貨幣區條件相距甚遠；再看目前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關係緊張，逆全球化因素增長，多邊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矛盾趨於複雜，要在普遍共識基礎上形成有能力發行和管理世界元的全球中央銀行，難度或許不小於實現人類大規模外星移民構想。
當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解決多邊經濟金融治理領域現實問題的務實努力，與實現世界單一貨幣遙遠理想不無交集。例如IMF作為最重要的多邊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機構，對任何一種創建未來世界元的設計方案都會發揮顯著作用，因而根據現實形勢需要逐步擴充IMF資源規模，創新和改進IMF運行方式，特別是重視發揮新興經濟體的建設性作用，對實現世界貨幣遠景理想也有積極意義。擴大SDR規模和提升其功能，也是構思未來全球非主權貨幣的可能路徑之一。2009年時任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有關文章曾指出，國幣貨幣體系改革需“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循序漸進，尋求共贏”②。時至今日，這個原則仍值得遵循。
另一種非主權貨幣改革方案，則設想由一組地緣相近的國家，在滿足必要經濟和政治條件基礎上創建區域貨幣，并由此撬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歐洲戰後推進經濟政治一體化并成功創建歐元，做出富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驗。不過由於多重原因歐元看來也未能實質性改變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積弊。
鑒於戰後東亞經濟發展釋放巨大活力并伴隨全球影響力持續上升，上世紀末東亞金融危機期間就有域內國家提出創設東亞區域貨幣即亞元的方案，此後通過創設亞元滿足區域發展需求并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相關領域學術和政策討論的經常涉及話題。
過去大半個世紀東亞經濟追趕伴隨區域經濟整合度提升，然而早期較長時間東亞經濟一體化主要由市場自發力量推動，缺少歐洲經濟一體化伴隨的區域內制度性合作，形成所謂“區域化而沒有區域主義”的特點。這一局面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發生重要轉變，此後東亞區域主義潮流湧動并趨於加強。域內國家創建了10+3常態化對話機制，形成多個雙邊自貿區，在此基礎上以域內國家為主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在金融貨幣合作方面建立了區域內國家之間的清邁貨幣協議，後來發展為清邁貨幣協議多邊化機制，并建立“東亞（10+3）宏觀經濟辦公室（AMRO）”，動態監測成員國宏觀經濟并推進政策協調。
不過由於多方面結構性困難，東亞貨幣合作推進明顯不如預期。與戰後歐洲一體化層層遞進不斷深入比較，東亞區域一體化推進節奏明顯較為緩慢。目前區域內宏觀經濟一體化程度，與上世紀末歐盟籌備創建歐元時期比較仍有顯著差距。制約東亞制度性合作更為關鍵的因素，在於區域內國家的政治關係特點和歷史遺留問題。如中日兩個大國互信不足，朝鮮半島內部局勢持續緊張，一些域內鄰國之間領土爭端有待解決等等。另外在大國競爭與全球性地緣政治關係趨於複雜的環境下，某些域內國家與美西方的盟國關係，也給區域內深化制度性合作投下陰影。東亞區域合作具有巨大潛力，然而其發展過程很可能是漫長曲折的。
最後，做大做強人民幣是中國的占優策略。超主權貨幣理論優點與現實局限的反差，提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主權貨幣的演化競爭，大概率仍是影響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演變趨勢的關鍵因素。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推動國際貨幣多元化，并逐步改進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局限和弊端，可能是一條比較現實的演化之路。過去十幾年這個演變過程已經全方位展開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百年未有之變局中最為深刻的構成部分。
人民幣國際化的複雜歷史進程，可簡單歸結為人民幣由早先僅僅在國內使用的貨幣身份，逐步轉化為國際範圍廣泛自由使用的貨幣。為此要滿足兩方面條件：一方面要滿足國內制度和政策許可意義上的國際自由使用條件。為此就要逐步減少和最終放開對本幣國際自由使用的體制政策人為限制，涉及匯率市場化、經常與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與金融准入放開等廣泛的經濟和金融改革開放內容。
另一方面，要滿足本幣在國際交易場合實際上廣泛自由使用的條件，這不僅取決於本幣發行國意願，而且要被國外交易主體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自願接受和利用，這方面條件滿足程度可利用一組該貨幣在國際交易不同場合實際使用相對規模指標來觀察。條件2以條件1作為前提，達到條件2除貨幣發行國需具備足够的經濟體量、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外，還與該國的全球治理參與度、國際被接受程度與美譽度有關。
因而，人民幣實現雙重意義上國際自由使用的過程，是中國經濟逐步成長為發達經濟體的進程，也是中國謀求實現現代化的進程。由於長期發展與現代化目標，與人民幣國際化所需國內外條件具有高度耦合性，因而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國際治理改革，不僅是比較務實有效的選擇，也是中國的占優策略選擇。它要求中國在經濟持續追趕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提升國際影響力并逐步積纍管理主要國際貨幣所需特殊能力，同時也要針對國內經濟運行出現的階段性失衡進行動態調整以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三、供強需弱背景下我國經濟再平衡的全球影響
中國經濟一段時期以來的運行特點，是供給能力擴張較為強勁與需求增長偏弱并存的“供強需弱”態勢。得益於市場經濟體制激勵與有利政策環境支撑，經濟供給側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傳統和新興製造業及工業部門，都整體表現出活躍的產業升級能力，并擁有比較充足強大的產能，彰顯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優勢與樂觀前景。然而近年總需求增長持續偏弱，伴隨間歇性增長下行壓力，一般物價較低位運行，青年就業壓力上升，本幣實際匯率走弱，各類金融風險揮之不去，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在新興產業與供給側活力彰顯背景下，需求端困難、市場主體信心不足與預期轉弱互動交織，經濟運行呈現“好得很”與“難得很”并存的矛盾格局。
從國內外經驗看，宏觀經濟短期或周期性總需求不足現象時常發生并不足為奇，然而目前形勢特點是上述供強需弱格局持續時間明顯偏長。觀察每年底和年初決策層對經濟形勢分析判斷可見，至少從2018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有效需求不足”成為高層評估經濟現實困難時頻頻出現的關鍵詞，折射需求相對偏弱延續時間顯著超過我國宏觀經濟歷史的類似周期階段。
新形勢下總需求持續偏弱現象存在多元複雜根源。除了疫情大流行衝擊及其“疤痕效應”特殊因素外，近年某些宏觀與監管政策取得積極效果的同時，也對需求端產生不同程度影響。從較長期背景觀察，我國貨幣、金融、尤其是財政政策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的作用仍有待充分發揮。根植於經濟體制內在精神與長期取向，中國公共資源長期主要投向培育和提升供給側技術進步與生產能力，對推動生產力發展與成就上述“供強”格局作用凸顯；然而就提升需求尤其是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而言，在政策方針層面雖也一直關注重視，資源分配投入的規模則明顯較小和力度相對不足。
“供強需弱”格局派生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個現實特點：一是從總量供求關係看需求偏弱是主要矛盾，二是從需求結構看內需偏弱是主要矛盾，三是從內需結構看居民消費偏弱是主要矛盾。考慮供強需弱格局的複雜原因，上述矛盾關係短期內或難以自發緩和消亡，亟需政策部門在厘清形勢基礎上通過系統治理加以調節修復。實現經濟再平衡需統籌遠近和多策并舉：宏觀政策需增加提振需求特別是扶持居民消費力度，充分發揮宏調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功能；從中長期看，需適度逐步減少公共資源對供給產能的投入或補貼規模，更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微觀主體自身力量推動創新與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關鍵要深化中國新時期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加大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財政支持力度，加大對城鄉低收入居民社會保障力度，通過兩個五年規劃期前後的持續努力，較大幅度提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
中國經濟“供強需弱”矛盾及其再平衡要求，與人民幣國際化至少有兩點關聯。產業結構升級與整體經濟實力提升，尤其是諸多製造業部門供給能力不斷增強，加上其它領域優勢與大國影響力，使得通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來改革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成為現實重要選項之一。2008年以華爾街為震中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引發各方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議題的廣泛關注。過去十幾年中國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該進程對改革完善當代全球貨幣金融治理架構的積極意義，正在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知與肯定。
然而一段時間以來經濟需求端增長偏弱及其背景成因，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更加順利穩健推進，也不利於更有效制約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過度特權”衝動。在本幣境外債權難以大規模擴容背景下，消費偏弱通過順差增長向外輸出儲蓄，邊際上反而派生某種維繫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事與願違效果。近年實際匯率走弱伴隨階段性的逆向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需求不足環境下市場主體信心不足與預期偏弱影響國際收支，對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所需的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產生牽制作用。中國生產力發展與供給側躍遷蓄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厚潛能，需補齊有效需求不足短板才能通過供求循環互動和充分就業增長得到有效釋放。
過去十幾年人民幣國際化，經過最初推進、中間調整和近年重啓等多階段演進，在很多方面取得重要成效。2016年人民幣正式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為上述進程取得階段性成就的標志性事件。近年地緣政治關係矛盾加劇與國際社會去美元化呼聲增強，中國針對現實形勢調整策略，積極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顯著提升經濟和金融開放水平，倡導普及中國國際支付系統（CIPS）使用，拓展本幣互換範圍和規模，擴容國際投資人民幣標的資產，擴大人民幣國際融資規模……。新一波人民幣國際化系統發力多有斬獲，顯示其現實活力與巨大潛力。
不過冷靜觀察可見，目前進展成就仍然還是初步的。近年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美西方實施貨幣武器化制裁手段特殊環境下，中國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取得明顯成效，然而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常規指標水平與主要國際貨幣比較仍有相當大差距，個別指標近來還有所回落或低於歷史水平。從儲備資產幣種占比指標看，2015年以來的去美元化趨勢也在去年止跌回升出現小幅反向變化，顯示既有國際貨幣體系承受衝擊的特有韌性。重大歷史演進過程必然會歷經艱辛曲折起伏，需長期持續努力積蓄能量，然而現實提示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某些結構性困難制約，仍需解放思想創新思路方法尋求突破。
縱觀近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產生演變，國際經濟不平衡發展規律決定的“追趕、危機、變革”鏈條是基本驅動邏輯，中國經濟追趕與人民幣國際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合規律現象。然而不同於其它領域經貿格局變化形態，國際貨幣體系變革進程具有深刻特異的反直覺特點：新舊替代不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而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問題不在於原有儲備貨幣表現怎麼糟，而在於新興貨幣實現替代能否行；焦點不在於去美元化，而在於新興貨幣如何練好內功具備替代能力。國際貨幣特有網絡效應派生其自加強、自穩定的機制性力量，決定了其變革進程相對其它國際經貿領域更有滯後性或非綫性。
按中國民間說法，老人壽命80歲後下一節點是88歲“米壽”之年。80年前創建的當代國際貨幣體系如還有“米壽”應在2032年，對應中國2035年邁向中等發達國家進程的收官階段。屆時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會繼續維繫目前已經功能失序的前危機狀態，還是會通過人民幣國際化長足進步與國際社會相關合作努力取得顯著改革進展？哪一種前景勝出關鍵在於中國能否通過新一輪更為深刻的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在破除束縛可持續經濟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制約因素方面取得突破，包括能否通過系統調整就宏觀經濟再平衡取得實質性進展。
基金項目：國家資助博士後研究人員計劃（GZC20240040）。
註釋：
①本文依據第一作者在全球經濟治理五十人論壇2024年4月27日“布雷頓森林體系80周年：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展望”杭州會議演講內容拓展而成。
②《周小川：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2009年3月23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8月號，總第320期，P10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