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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承認衰退是復甦第一步

http://www.CRNTT.com   2015-05-04 08:21:24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
  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2014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4%,這個增速是1990年以來的新低。事實上,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政府“保增長”措施的出台密度已在不斷加大。從對小微企業的“定向寬鬆”,到央行的降准和降息,再到股市各種“托市”政策的出台,以及3月底鬆動的二套房首付限制,種種跡象已表明,中國正在和經濟進一步下行的風險展開戰鬥。

  一直以來,流行的觀點是,中國經濟必須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必須扶持高新產業搞轉型升級,必須把利率保持在適當高點以遏制通脹和地產泡沫。但是,如果聯繫改革開放30多年政經沿革、中國經濟的固有禀賦,以及當下的經濟下行的風險,這些充滿“政治正確”的策略或許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為此,《南風窗》雜誌專訪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文章內容如下。

  消費拉不動中國經濟

  問:這些年,很多經濟學家都會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一定要從投資拉動轉變到消費拉動,特別是要擴大內需。但你卻一直堅持認為,中國不能靠消費拉動,為什麼?

  華民:一個基本的經濟學邏輯都被很多人弄錯了,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沒有經濟增長便沒有收入來源,怎麼會有消費能力?不能把因果關係顛倒。最近一些數據已經顯示,隨著中國經濟的下行,居民消費一直在下降,哪裡還能靠它來拉動經濟增長?

  那麼,消費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從微觀的角度來講,消費是由人們的恒久性收入即固定收入來決定的,恒久性收入第一是工資,第二是租金,比如你有兩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在中國,有租金來源的人不會超過幾千萬,把他們去掉,那麼大部分人還是靠工資。現在,中國民企工資的年增長率大概10%左右,總消費增長也只有10%左右,不可能有工資突然拉升的奇跡。因此,只要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不提高,就業機會不增多,經濟增速繼續下行,收入水平下滑,消費還會進一步疲軟。

  從宏觀角度來講,一個國家的消費占GDP的比重是農民占總人口的比重來決定的。美國等發達國家,後者的比重約為2%,而這2%也不是嚴格意義的農民,而是農場主。這樣的人口結構,其消費占GDP的比重自然就高。中國至少還有5至6億的農村居民,即便其中有1億多未計入統計的流動人口在城市務工,中國也至少有3至4億人口沒有固定工資收入來源。從消費函數來講,作為非工資勞動者,他們的消費能力很低,更傾向於自給自足。但是,不少人只關注數據,而不關注背後的原因,看到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低於美國,便認為中國有問題,要用政策去刺激。

  問:之前,政府搞過家電、汽車等領域購買補貼政策,還通過頒布新《勞動法》等手段提高勞動者的工資。用“看得見的手”提高人們收入或者刺激消費欲望,這條路看起來對拉動消費也有不錯的效果,怎麼看?

  華民:政府要推動消費,可以做的一是補貼,二是加工資,但補貼是一次性的,那麼就剩下加工資一條路。但在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前提下,加工資會產生兩個負面效果:一是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二是會增加失業,也自然會影響消費。因此,通過加工資來刺激消費,這絕對是不可行的政策,會對中國的實體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都沒好下場,最典型的就是南歐國家。美國算是一個例外,但這和美元的全球地位有關。1950年以前,美國也靠生產和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但在20世紀後半葉,美國改變了這個路徑,逐漸走上以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道路。這個時間,分期付款,信用卡、抵押債券等金融工具全被美國人創造出來,這導致了資源的錯配,資源從生產創新領域配置到了消費領域,美國的增長率便出現了下降。到1970年代,美國從全球最大債權國家變成最大債務國,金本位崩潰後,美國便通過發鈔來維持消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次貸危機便和這個模式有很大關係。

  但關鍵在於,美國是“全球發鈔國”,美元是全球第一儲備貨幣,他們可以這麼做,但中國不行。目前,還很少有人把人民幣作國際儲備貨幣,不能作儲備就意味著發行的貨幣要進入流通,進入流通就要推動物價,最後是通貨膨脹,這對提升消費沒有作用。因此,美國的“例外”並不適用於中國。

  “產業扶持”誤了相關產業

  問:你一直在強調一個根本問題,即一國經濟增長最根本動力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些年,政府其實也一直在談技術提升和產業升級的問題,各種扶持措施不斷出台,一些企業真的拿到了不少錢。這條路是不是有問題?

  華民: “產業扶持”多半都有問題,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要幫企業突破“供給約束”。什麼是“供給約束”?很簡單,勞動力市場存在勞動力供給的約束,企業找訓練有素的技工和工程師找不到,因為政府把職業教育全辦成了大學;金融市場的供給約束更多,民企融資融不到,上市上不了,沒錢做併購。這些約束不解決的後果是,中國經濟在增長,全球市場也在擴張,但中國企業不是由小變大,而是數量不斷增加,大家惡性競爭,冒出來的好企業屈指可數,而且它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

  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不是政府政策可以控制的,而是由兩個因素決定。從宏觀上來講是禀賦約束,比方說,這個國家是工程師多還是農民工多,這決定了其在國際競爭中做什麼產業才有利可圖。第二是微觀層面的,即企業能在什麼條件下從事生產和創新。比如,企業想從低端製造轉向中間品生產,或者從中間品生產轉向高端生產的時候,那麼它能不能找到合格的勞動力,政府在這方面是否為企業做好了準備?

  工業化以來,主要西方國家的生產函數曲線是連續往上的,但中國是一條斷裂的生產函數。中國企業要從低端產品向中間品升級的時候,面臨一道懸崖過不去,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好的職業教育。而從中間品生產進入高科技研發的過程,我們再次面臨一個懸崖,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合格的工程師。所以,中國的生產函數是非連續性的、斷裂的,我們只能在低端環節重復工作。現在,政府好像每天在制定產業政策,但並沒有為企業生產函數的調整提供足夠的、有價值的服務。

  問:不少後發國家和經濟體,其實都搞過類似的產業扶持計劃,比如日本、韓國等都大力扶持過半導體產業,對這種產業扶持政策,你怎麼看?

  華民:可以舉一個相反的例子。1980年代,美國曾大力扶持半導體產業,但最後,美國發展最好的產業卻不是半導體這樣的硬件,而是操作系統和軟件。這是市場的選擇,所以才誕生了微軟這樣的公司。市場的選擇是最理性的,再後來的蘋果公司就是一個典型。在蘋果看來,半導體產業日本已領先10年,還去搞它幹什麼,只要把日本的半導體變成蘋果手機裡的一個零配件就行。最終,日本的半導體成為美國製造業的“原材料”,美國人不戰而勝,日本企業為美國公司打工。

  實際上,從日本、歐洲到美國,乃至中國,政府所有產業政策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產業政策無一例外都選中弱者,因為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才會找政府要補貼。更嚴重的是,政府鼓勵搞這個,不鼓勵搞那個,這樣的“產業扶持”政策其效果等同於“產業緊縮”政策。從2004和2005年開始,政府一直在講“調結構”,結果是這10年以來,中國的實體經濟一直在緊縮,最後是虛擬經濟不斷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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