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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保守治疆”今難堪用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09:31:18  


 
二、宗教信仰政策保守。 

  “從前服官甘肅,習知回教底蘊”的楊增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基礎上,對宗教信仰採取了“積極維持現狀”的政策,主要表現為: 

  1、只允許教民到官方認定的清真寺裡信奉正宗伊斯蘭教,而嚴禁“另立教派、私立門戶”, 堅決清除“私立道堂、在家聚徒念經”。楊增新諭令阿訇:“阿洪為傳教之人,禮拜寺為念經之地,所教之經,以謨罕默德天經為正宗,自昔至今,由來已久,人民亦各相安,從未有私開道堂秘密傳經之事。” 

  2、不准建新、也不准翻修清真寺。他認為,“各屬城鄉禮拜寺甚多,回纏(對新疆地區信仰伊斯蘭教居民的舊稱)人民自應入寺禮拜誦經,何得格外複立道堂?即考之回教經典,亦無此項名目”。因此,指令各縣知事查封新建之道堂,並將其拍賣,所得錢款歸捐建者。 

  3、承認上層宗教人士的世襲的特權。“查纏民篤信宗教,尊重阿洪,為牢不可破之習慣”。公眾場合,楊增新座位兩邊必定是阿訇,以此通過對宗教人士的尊重,烘托對宗教信仰的尊重。與此同時,楊增新對阿訇有兩個絕對不允許:絕對不允許阿訇跨地區傳經布道,此舉從源頭避免在新疆出現像伊朗霍梅尼那樣一呼百應的宗教領袖;絕對不允許阿訇私自接觸外國人。 

  在楊增新的保守宗教政策下,宗教基本上發揮“曉勸回民(泛指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人),遵奉天經,各安本分” 作用。 
 
三、經濟政策保守。 

  從北洋軍閥、到民國再到新中國,中國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項目、大工程來標榜現代化的強烈衝動。楊增新是罕見的例外,他認為官方投資的大工業工程近於壟斷且易造成虧損,於民生無益。其主政時期,不僅沒有發展任何一個大工業工程,反而將虧損的官辦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這種不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在客觀上產生了讓利於民的效果。楊增新時期,新疆的民營輕工業得到了很到的發展,出現了出口創匯企業。如阿圖什的穆薩巴尤夫家族皮革廠的產品成功行銷歐洲市場。 

  楊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楊增新是新疆近代歷史上,唯一一個即沒有啟用其老鄉和門生故吏、也沒有讓自己的親屬插足新疆事物的新疆主政者。因為楊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夠以國家分裂的後果來警示新疆官員:“念西藏以自治,非獨藏人之罪也,我漢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後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樣,因為楊增新自身的清廉,其開創了“民告官”的“郵禀”舉報制。回纏百姓控告官員,只需貼上郵票寄來,無需躬遞。凡官員遭舉報,輕則立即查辦,重則先撤後查,倘若查無實據,不追究控告者責任。 

  與此同時,在大幅度削減官員數量後,楊增新推行“高薪養廉”制度。雖然新疆官僚的薪酬是內地同級官僚的數倍(也有資料稱是內地的十倍),但是由於新疆官員數量被大幅削減,整體並沒有增加財政支出負擔。楊增新曾經自豪的講“十年以來,從未加賦稅,從未借債,人民負擔尚輕”。 

  誠然,楊增新治疆並非無懈可擊,“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保守主義策略”治理新疆,聽上去沒有“開明治疆”時髦。大陸史學界對楊增新的評價,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報》在楊增新遇刺身亡後的評論上,重複地給楊貼上“保守落後分子”的標簽 。 但是,楊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財政支持,也無需武裝力量維持的情況下,實現了“17年來,新疆各族人民相安無事,沒有鬧過亂子”。這種即不需要“胡蘿蔔”、也不需要“大棒”而實現新疆穩定的“保守主義”治疆,不正是新疆實現長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嗎? 

  作者是中國旅美學者 曾任職中科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 (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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