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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一些曾被忽略的側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
  中評社北京1月18日訊/“過去讀史,以為1940年代中國抗戰進入最困難時期後,只是中共根據地異常艱苦,乃集中精力開展大生產,佐以精兵簡政等措施,未嘗想到國民黨抗日部隊亦面臨如此空前之困難,而且還沒有類似中共的大生產運動;過去常講美國運輸大隊長給蔣介石運來槍炮物資,國軍是美式裝備,耀武揚威,吃的是美國罐頭,喝的是美國威士忌,未嘗想到美國大兵之來,甚至成為抗戰末期壓垮國民黨的最後的稻草之一。以國民政府軍上述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在對日作戰及對中共作戰中常常處於下風,甚至大批大批轉投中共,一教育、一訴苦就可以調轉槍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同時也反映出,官兵生活得不好,決不是小事,它足以撼動軍政大局。”《同舟共進》雜誌今天刊載文章《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一些曾被忽略的側面》,全文如下:

  自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後,由於日敵的嚴密封鎖與狂轟濫炸,戰爭的巨大消耗,陪都的經濟環境變得惡劣,生活條件日益艱苦。到了抗戰中後期,通貨膨脹嚴重,百姓生活狀況趨於惡化,情況越來越糟。本文擬從生活在戰時陪都一些人士的日記與回憶錄中,擷取不同的側面(其中某些地方似曾一直為人們所忽略),以使讀者得到一些直觀的印象。 

【簡陋的辦公與住宿條件】 

  在戰時重慶,沈劍虹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際宣傳處英文編撰科科長,國際宣傳處撤退到重慶後,“大家擠在重慶兩路口巴縣中學原址一幢破舊不堪的校舍內辦公”,“除極少數人之外,幾乎全體同仁,上自副部長、處長,下至科長、主任、科員、辦事員都在巴中覓地自建竹筋、土牆、泥地、稻草頂的房子,藉避風雨”。(沈劍虹《半生憂患——沈劍虹回憶錄》) 

  嘉陵賓館,在當時的重慶是眾人矚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開幕,蔣介石請全體中委的晚宴就在此處舉行。但這一戰時陪都最好的賓館檔次究竟如何,顧維鈞有一個有趣的回憶可供參考。1942年10月,他從駐英大使任上回重慶述職,“我聽說這是重慶設備最好的旅館,必要的衛生設備齊全,但不足之處甚多。房間裡的電鈴沒有電,不響。抽水馬桶因水管損壞,不能自動衝洗。夜間,燈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聞一聞來辨別是哪種食物。但是,這是整個重慶最好的旅館……我睡在一張類似我在國外監獄看見過的那種簡陋的鐵床上,又小又窄,而且油漆剝落。我暗思,中國處在戰爭狀態中畢竟已有五年之久了。”(《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1987年版) 

  可能戰時重慶的居住條件確實較差,馮玉祥貴為軍委會副委員長,看到一些人住洋樓,也表示憤憤不平:“因為我是個丘八出身,忍不住,沒涵養,聽說巴中周圍的洋樓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說幾句話,這些少爺小姐們,在上海、南京、武漢都是住的小洋樓,到這里的重慶還是花了幾十萬元蓋洋樓,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面,為什麼這樣辦,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抗戰,什麼是打仗。”(《馮玉祥日記》第5册,1940年6月11日) 

  蔣的親信,曾任江西省主席、中央設計局秘書長、東北接收主官等要職,戰時以國民政府軍事代表團團長身份赴歐美訪問的熊式輝,1943年4月15日回到重慶,發現他的家人、親友也很不寬裕,“住”是一大難題:“行裝甫卸,紛紛於親友之往來訪問,所見一般衣衫多不齊整,午至山洞與家人團聚,居室服食,甚為簡陋,但重見諸兒女甚樂,俱未言苦,城內屋租奇昂、無所居處,晚借空軍招待所暫寓。”(《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 

  1939年3月,浦薛鳳至重慶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之職,“初到時即聞房荒。時有謀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謀事易之諺。以各大學而論,確有一個家庭擠住一間房子者。中央大學之建築,全屬臨時性質。一切竹撐泥牆,因陋就簡。大抵一家只一間房。一般公務員宿舍亦擠得不堪言狀。大房間要住十餘人,小房間要住三四人。攜帶家眷者更覺痛苦。” 

  不過,孫科的住房似乎較好,在嘉陵江邊蓋了一所“圓廬”作公館,據說是由他的“二夫人”藍妮出資所建。建成後,藍妮以圓廬主婦的身份陪伴孫科,招待來賓。但住不到幾年,藍妮還是嫌轟炸威脅下的重慶生活單調,且時處險境,於1940年重返日偽占領下魚龍混雜、十裡洋場的大上海,周旋於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等日偽要人之間,如魚得水。戰後且讓孫科出面為這位“敝眷”索回被查封的財產,鬧得滿城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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