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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高經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

http://www.CRNTT.com   2012-12-04 09:26:10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12月4日訊/中國過去的高增長是如何取得的?現在高增長難以為繼的原因是什麼?有希望可以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又是什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撰文“中國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對上述幾方面問題進行了論述: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回答過去的高增長是如何取得的。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從低基數開始。基數低、規模小,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最初階段實現高增長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層面,來理解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包括結構、制度和政策三個層面。

  在結構層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紅利、經濟結構(例如從農業轉向工業經濟)、開放(投資和貿易)等。這些因素如何推動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已經有很多分析。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有這些因素互相關聯和強化。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轉型(例如農民工)還是開放(加工業),其核心都是人口紅利。這些年來,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尤其是製造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1985年,農村人口還占總人口的80%左右。2011年,農村人口已經低於城鎮人口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技術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應當指出的是,技術的提高來自於應用,而非創新。無論是國內的企業的技術,還是外資企業的技術,都依賴於現有技術的應用和擴散。

  在制度層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幾個層面上促進經濟增長。首先是通過改革廢除了諸多舊的、阻礙經濟增長的制度。比如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農業集體化。其次是通過改革促成了一些現存制度的變遷,使其不僅不會阻礙經濟增長,反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比如保存了國有企業,但卻改變了國有企業管理的激勵機制。其三,通過改革創設了一些新的制度,來保障和促進經濟的增長。比如說財政上的分稅制。在這方面,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裡,中國的體制改革涉及到幾乎是所有的領域,包括憲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國家制度,和稅收、財政、金融、產權等領域的基本經濟制度。正是所有這些制度上的變化,才促成了人們今天所看到的經濟制度。

  在政策層面,促成高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就是學界和政策領域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政策。這裡又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國家是如何通過幹預經濟來實現高經濟增長的。首先是國家的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就是說高增長是投資驅動的。其次是國家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幹預,調節經濟增長的速度。再次,國家通過國有企業來保證高經濟增長。如果說在前面兩個層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經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國有企業作為工具來實現高經濟增長,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1990年代中期,通過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對大型國有企業組建企業集團,而對中小企業則實行中國式的私有化,即民營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動了經濟的高增長。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有企業不僅被用來應付金融危機,而且被用來保障維持高經濟增長,即國家把大量資金投入國有企業部門,促成其經濟活動的大擴張。

  所以,當今天人們說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從高增長階段,進入到中等增長的階段,就意味著上述三個層面的要素所能帶來的發展動力,都已經不足以繼續支撐以往的增長速度。這要求對這三個層面逐一進行一些分析,然後尋找如何通過改革,再次激活這些層面的要素,或者如果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尋找新的增長要素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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