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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 與豬為鄰

http://www.CRNTT.com   2010-08-01 10:53:18  


 
辦報方針

  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後,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不黨”

  他說“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不賣”

  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不私”

  他說“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衆喉舌”。

“不盲”

  他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四不主義”一旦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並付諸公衆明鑒,天下監督。   這八個字,並非心血來潮,並非靈感驟湧,而是淵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張季鸞為文坦承:“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幹涉。”(1939年5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社評[抗戰與報人])   

  事實上,張季鸞的確也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性人物胡適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張季鸞、王芸生、胡適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麼清新。”王芸生則品評季鸞先生,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以胡適之為人為文的平實理性、寬容厚道和冷靜淵博,以張季鸞為人為文的理路清晰、見解獨到和熱情洋溢來看,上述品評,絕非文人之間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論世,一語中的。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面如新覯!”   

  1941年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國民黨軍隊,發動了中條山戰役。日軍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還到處散布謠言,以混淆視聽。國民黨為轉移國人的視綫,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聞媒介,傳播什麼“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乘機擴大地盤”等謠言。蔣介石還指派陳布雷請《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在渝分館總編輯王芸生出來說說話。   

  在張季鸞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寫了那一篇題為《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的社評。社評在引述日軍的謠言後說:“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實真相,自為中外人士,尤其我們忠良各界亟願聞知。因此,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這篇社論後,當夜疾書一封長信給《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芸生,說明晉南戰事真相。周恩來的信寫得非常委婉,首先說:“季鸞、芸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接下來,信中一方面駁斥敵寇的謠言,另一方面歷陳八路軍的抗戰業績和共產黨團結抗戰的誠意。接到周恩來的信,張季鸞、王芸生也很重視,他們不顧重慶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毅然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將此信公諸讀者”的建議,於5月23日在《大公報》重慶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來的來信,並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次呼籲國共合作,團結抗戰。而這篇《讀周恩來先生的信》的社評,就是張季鸞先生在病床上寫就的。   

  正因為張季鸞在辦報實踐中始終堅持“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的立場,所以,國共雙方的領導都很重視《大公報》,也很看重張季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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