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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企業家留下的精神財富

http://www.CRNTT.com   2009-05-03 12:16:55

2.不恥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氣壯爭經濟自由。 　　上一條說的是人生道路，選擇了從商；這一條說的是如何經商，如何爭取一個適合企業發展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環境。人的權利最基本最重要的應該是生命權（免於傷害和恐懼的自由）、財產權和發展權，而經濟自由則是三者的合成。 　　中國的文化傳統重義利之辨，恥於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利是要的，但不能亮出謀利的旗號，講義就够了，利在其中矣，祿在其中矣）。這種傳統是產生假道學、真祿蠹的溫床。當然，傳統的主流文化之外也有亞文化，比如與之相反，漢代司馬遷在史記的《貨殖列傳》中寫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明代異端思想家李贄說“士貴為己，務自適”，痛斥假道學。 　　這些現代的企業家受西方文化影響更多（嚴複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名著《原富》），於1902年出版，在當時中國社會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以致各地出現了多種盜版。從生命哲學角度，相信人的自利本能，相信“經濟人”的理性，相信市場；從社會倫理角度，理直氣壯地爭個人的經濟自由也是為國家爭權利。利己與利人的統一，就是“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經濟合理性的基礎。這是亞當·斯密新思想的核心價值觀之一。這些帶理想主義的企業家深知，只有把自己的企業做大做強了，才能更多地回報社會，更有力地改造社會。所以，張謇、榮宗敬、盧作孚等人擴張的衝動很強烈，甚至超過了自身的能力。 　　關於這一條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民國前後一段時間，中國民辦企業發展很快，這與清末的新政、“一戰”造成的外國資本暫時性收縮，與軍閥混戰期間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幹預減少、全國性的官商壟斷勢力減弱有關系。換言之，雖然天下不太平甚至兵荒馬亂的，但經濟自由反而比全國政局安定團結時多一些，類似於思想文化，也是這種時期更活躍更豐富多彩。 　　另一點就是，一些民族工商業主，在工人被發動起來有了階級鬥爭“覺悟”之後，出於對勞工勢力的恐慌，寄希望於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這也是上海商會在1927年“四·一二”清共事件中支持蔣介石的緣由。但是，孫中山早就說過“中國國民黨民生主義，就是外國的社會主義”；蔣介石及其領導的政府。在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潮占上風的國際環境中，也是偏心於支持和發展國有企業的，更何況宋子文、孔祥熙等權貴要借發展國有經濟之名謀私利，這讓民間資本的發展空間日漸逼仄。於是，他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京政府爭經濟自由了（對於這兩點請參閱吳曉波新著《跌蕩的一百年———中國企業的1870-1977》的第二部分《1911-1927唯一的“黃金年代”》，和第三部分《1928-1937國家主義的回歸》之“商人的抗爭”和“大收編”）。 　　3.共生共贏，勞資兩利，明智處理己與人、近利與遠功的關系。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衆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企業大王”劉鴻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銷煤炭（威脅了打柴為生的山民的生計）時就認識到這一點，他說“一人享福，萬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個人發財。叫別人都倒黴。” 　　榮氏兄弟在他們無錫的“勞工自治區”給職工提供各種福利，如一律免費醫療（除花柳病外，實行到1936年），帶薪休假（服務一年者經主管同意休兩周，滿10年者可休3周）。 　　劉鴻生在經濟困難時期不裁員，而辦各種補習班、訓練班，甚至送員工到國外培訓，或請外國專家來廠傳授技術，讓碼頭公司職員都學英語。民生公司的章程里規定，每年從盈利里提3.5%用於職工文化事業費，舉辦集體婚禮、集體旅游，興建圖書室、體育隊、京劇話劇川劇隊等，對職工比如今一些國企做得還要好。 　　現代中國最大的私營銀行“上海銀行”的創辦人陳光甫，第一個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棄貧民的服務方式，他的口號是“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繁瑣”。正是這樣的經營理念使他的私營銀行立住了腳，并且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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