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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促使亞洲包括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 |
中評社北京12月10日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今天在《上海商報》發表文章,他認爲“亚洲此前的‘金融抑制’让我们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面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所以“亞洲金融抑制模式面臨調整”。文章内容如下:
發起於美國的金融大海嘯給亞洲帶來的衝擊誰都沒有料到。亞洲的大問題是突然之間遇到的麻煩,本來是人家起火了,是人家的事。具體說來,美國的金融危機滲透到了它的實體經濟,然後,亞洲出口主導的經濟結構也隨之受到影響。尤其是當危機從去年單純的債務危機演變到今天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因為沒有資金的流轉,亞洲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了,亞洲的應收賬款在增加,為此,很多企業因為沒有流動性而不得不倒閉破產。所以,亞洲是倒過來,先實體經濟出問題,然後,才是銀行的貸款質量下降,資本市場的信心更加沒有了。
亞洲為什麼這麼“尷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當中有一個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他認為亞洲的各國政府不是把金融市場丟在一邊,而是特別看中,政府覺得金融體系不能出問題,這個東西對於我們實體經濟制造業的發展和出口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政府想盡一切辦法把金融體系管好。於是,亞洲各經濟體在高增長的階段,都沒有把金融體系放開(台灣地區可能是一個特例),都在努力把銀行和金融體系“控制”好。另一方面,企業也能以低成本獲得長期穩定的融資,從而充分發揮在國際市場上產品的價格競爭力。而消費者看上去由於政府的金融體系管理,削弱了它的財富效應,但是,由於政府保證了經濟的高增長,同時又發揮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控制了通貨膨脹,從而能讓大衆從企業增長利潤中分享穩定和實際上升的工資收入。所以,斯蒂格利茨把亞洲的有效的金融管理稱之為“金融抑制”,區別於大家對拉美經濟抑制經濟增長的“金融壓抑”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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