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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光復初期台灣的國語教育和邊地教育

http://www.CRNTT.com   2021-04-14 00:03:18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4月14日電(作者 汪毅夫)近從友人處借得一套12册《中國教育年鑒》,心中很是歡喜。連續十餘天,朝夕翻擷,收益良多。      

  我從1948年編纂的《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第三册),看到關於光復初期“台灣省推行國語教育”的精准記錄。 譬如,“過去五十年,日本在台實行其日本‘國語’教育,可謂得到驚人之成功,也可謂完全失敗。日文日語幾乎完全代替吾國之漢文漢語,此即日人之成功;但光復以後台灣同胞立刻對日文日語表示厭棄,而急切要學習祖國語文,此即日人之失敗。 日人之成功,由於其方法周審而毒辣;而其失敗則因為無法攻破台灣同胞之‘心防’。日本人僅能同化台灣同胞之口,而不能同化台灣同胞之心。光復以後,台灣一般同胞在語言上所感受之痛苦,正像一個受騙之兒童,被治成啞吧,忽然返家,見親人,喜之欲狂,而幹哭,有言而不能語”;又如,“日人在台省推行其日本‘國語’教育,使台省原來通行之閩語,停止在半世紀前之階段,未能繼續吸收新成分;因而在學術文化方面,台省之方言已經感到不敷應用。又因日本在教育上強制使用日文日語,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養成使用日語之習慣,說日語較說自己之母語更便。所以台省之方言即喪失其原有之方言地位,走上死亡之途。遂有人認為方言死亡,正是推行國語大好機會,惟經過觀察驗證,發現方言喪失效用,即予推行國語極大阻力。台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何容,曾撰文闡明此義,題為《恢複台語應有之方言地位》。經過一番爭辯,社會人士始有覺悟”,“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發表論文數節,題《台語音系還魂說》《從台語學習國語》《怎樣從台語學習國語》,亦曾經過懷疑與爭辯,而後取得社會之承認”。這是對於短時態的、光復初期台灣推行國語教育的、得其要義的歷史記錄。1949年以後,情況不再若此。台灣同胞的歷史記憶不再是“從台語學習國語”,而是“講國語而不准講方言”。

   我又從1948年編纂的《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第四册)讀到對於光復初期台灣邊地教育的精辟闡釋。《邊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實施綱領》(1941)規定:“蒙藏及其他各地語言文化具特殊性質者,一律施以邊地教育”。由此出發,《中國教育年鑒》逐步解釋闡述而及於台灣的邊地教育:邊地教育屬於邊疆教育,“邊疆教育之範圍,顯然以文化邊疆為准繩”,質言之,邊地教育乃至邊疆教育即少數民族教育也;“中國邊疆民族,依其語言的系屬”,可分漢藏、阿爾泰、印歐、南亞及南島五系;在台灣之太麼、薩衣設特、蒲嫩、朱歐、派宛、阿眉、野眉等族均屬南島系民族之“高山群”,“人口約共十五萬至二十萬”。我注意到,這段精辟的闡釋裡有高學術含量的內核。譬如,“文化邊疆”的學術概念後來傳入台灣,台灣學者的名著《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王明珂)應該是同“文化邊疆”的學術概念有密切關聯的。又如,台灣太麼、薩衣設特、蒲嫩、朱歐、派琬、阿眉、野眉七族之名,悉出於林惠祥的學術論文《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輯刊》第3期)。又如,“南島系民族之高山群”語近於“南島語系群族”,可以是為台灣“邊地”民族命名的備選族稱。        

  附帶言之,年鑒在各種刊物裡有“刊中之王”的地位,年鑒的編纂宜有各專業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參與。在《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的編審委員名單裡,蕭家霖曾任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是語言學家;淩純聲是林惠祥在中研院的同事,民族學家,曾任邊疆教育館長、邊疆教育司司長。我想,《中國教育年鑒》關於光復初期“台灣推廣國語教育”的精准記錄、對於光復初期台灣邊地教育的精辟闡釋,當然分別同蕭家霖、淩純聲有關。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