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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民族復興與多重治理考驗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2018年以來，中國的復興之路面臨著來自三個相關維度的治理大考：第一，全球治理維度，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確定了中美競爭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刺激中國對全球治理提供更完備的知識與制度公共品，強化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深度經貿合作，並藉助“一帶一路”擴展中國的經濟戰略域外空間和資源，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彈性化抗壓體系；第二，“一國兩制”維度，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特殊領域，是中國與世界就現代化議題達成底線共識與合作默契的特殊制度安排，中國以強烈的現代化意願和主權節制性建構了一種對主權國家憲制秩序有所偏離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但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初的台灣大選造成“一國兩制”的觀念認同危機及制度模仿擴展的困難，“香港台灣化”成為對抗性政治趨勢；第三，2020年初爆發擴散的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暴露出中國主體性國家治理能力與社會集體行動能力的諸多短板，中國啟動了超強的隔離性管制與全國性動員，將疫情防控與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經濟負面影響與社會合作短缺也不斷浮現，“多難興邦”再次成為復興道路上的現實性挑戰。 　　這三個維度存在密切聯繫，主體性國家治理是最內核與最關鍵的基礎，是維繫“一國兩制”和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這些張力和困難是中國民族復興之路必然需要經歷和克服的，它們的相對集中衹是因為新時代中國發展基礎與戰略方向已然成形，模糊空間與猜想成分基本擠出。從中國應對上述治理挑戰的表現和結果來看，中美貿易戰達成第一階段協定，是和局，展現了實力和原則，亦表現了合作與改革的意願及空間；香港反修例史無前例，挑戰甚大，但中央對香港的地位與角色有了更清晰認知，有助於國家戰略的調整及對港管治的改進。而台灣大選及社會本土化與國民黨的“離岸”傾向，顯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壓力重重，主場統一不容迴避；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正在中央介入、全國動員與全球合作的治理合力下得到有效防控，其暴露出來的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短板正好對應於2019年11月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精細規劃而成為新時代治理改革的最佳素材、動力和契機。這些刺激反應的經驗和過程，正是民族復興之路的關鍵印記。 　　一、“美式天下”與中國角色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假戰爭”，因為：一方面，中美貿易不平衡不等於不公正，美國找錯了貿易失衡的癥結，轉移內部政治社會矛盾，打了一場以“貿易”為名的霸權戰爭；另一方面，美國在2017年底已形成對華政策新共識，將中國識別為“第一號對手”，以冷戰思考和方式全面調整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中美兩國都聲稱要維護既定的國際法秩序，要求對方遵守“規則”。2017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習近平主席發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演講，呼籲全球捍衛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維護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秩序。美方代表對此甚為詫異，認為此次參會仿佛是“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美的價值觀與政策主張似乎已“乾坤顛倒”。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上的開放性價值宣示和政策主張相比，美國的“特朗普主義”則有著逆全球化、強烈民族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濃重印記。中國以“天下”文明思維對世界體系與世界事務提出見解，貢獻力量，創新制度，是具有自身文明及全球治理之充分正當性的。然而，美國關心的並不是中國可以對世界有何貢獻，而是中國的進取心與進取戰略可能對美國霸權構成何種競爭與消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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