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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決增長與轉型兩難 | |
http://www.CRNTT.com 2016-01-25 08:03:29 |
《比較》雜誌發表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與經濟研究所顧問田國強文章指出,如不盡快進行實質性的、制度性的、深層次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持續快速下滑的劣勢很難止住。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出現大批民營企業倒閉潮和銀行壞賬,乃至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山東這些民營經濟發達、經濟增速一直很高的地區都是如此。根據公開報道的不完全梳理,今年以來珠三角地區有76家企業關門,其中東莞占27家,比例超過關門企業總數的1/3。中國製造業也許正面臨繼2008年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企業倒閉潮。 儘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倒閉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破產倒閉並不鮮見,但是與經濟增長持續大幅下滑一掛鈎,問題就會放大,極其不尋常。目前,實體經濟增長減緩和企業批量倒閉叠加效應正在向銀行業加速傳導,銀行不良資產風險有擴大的趨勢。據《財經》最新報道,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中國16家上市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9080億元,比2014年末增長了近三成,不良貸款率全線急速上升。尤其是許多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債務負擔沉重,杠杆率加速攀升。如果應對不當,更大的風暴可能還在後面。 同時,與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大量倒閉和工人下崗還有政府兜著不同,這一輪倒閉潮是民營企業批量倒閉,大量農民工返鄉,形成了“逆城鎮化”現象,其中很多人又成為新的失業者或重新回到農地耕作,而國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障制度基本還沒有建立健全,如果處理不好,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保障,就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 一、面對經濟困局首先要破除認識上的誤區 文章介紹,對前面提及的問題,許多人卻很不以為然,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和誤區。這裡僅舉幾例。 1.將中國經濟的增速和發達國家的增速進行簡單類比,從而將危機當成成績。不少人認為,中國增速哪怕低到6%以下也很不錯,仍然要比發達國家如美國現在2%或3%的經濟增速高多了。其實,這是一種盲目的自信,不僅沒有憂患意識,反而將危機當作成就而洋洋自得。殊不知,這種將不同發展階段(就像年輕人長身體階段和已經成熟的成年人階段)放在一起的簡單類比是很有問題的,弄不好是會誤國的。也可以用衛星來做比喻,發達國家的經濟就像已經進入預定軌道環繞飛行的衛星,雖然也會受經濟周期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結構調整的影響而有所波動,但總體已經基本處於平衡增長軌道。中國則不同,作為一個仍處於發展中的經濟體,就像一個處於騰空上升階段的衛星一樣,還需要一定的速度保障,否則動力不足,就可能不僅達不到預定目標軌道,弄得不好,也可能像火箭發射失敗落地一樣導致政治不穩、經濟衰退、社會失衡,出現災難性後果。 2.將現有農村土地制度和國企這些生產性行業或單位當成變相的社會救濟制度和保障制度而鼓吹,從而認為國企好,民企靠不住。現在許多人,包括一些政府部門可能也是這麼想的,將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失業農民工的一種救濟制度的替代,但這恐怕是世界上最差的社會保障救濟制度,將一個關係到民生的生產行業當成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替代,這是既沒有考慮到效率(這種無法形成規模經濟的現有土地制度使得中國農產品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導致價格不斷上升,導致中外糧食價格懸殊,超出50%以上),更沒有考慮到對農民的公平,是政府職能錯位、缺位的表現。政府的基本職能就是維護和服務,這顯然是政府失職的表現。 此外,我們也看到許多國有企業以降低效率為代價利用政府的補貼或壟斷利潤進行所謂的“穩就業”。特別是很多傳統工業企業雖然庫存高企、產銷下降、開工率不足,但並未裁員,而是通過減少薪水、無薪休假、縮減工時、在職培訓、推遲入職等將顯性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地方政府有很強的動力去遏制顯性失業。這種將本應注重效率的生產行業當成社會保障制度的替代,對低效國企進行補貼,其實是政府職能越位和錯位的表現。 更嚴重的是,這種為國有企業所謂的“穩就業”向政府表功、邀功和民營企業的“倒閉潮”,容易給人們帶來一種錯覺,錯誤地認為還是國有企業好,民營企業靠不住,從而否定過去三十多年讓經濟大發展的民營化改革方向。其實,事實勝於雄辯,從今年的經濟數據來看,恰恰是那些國有經濟比重越大的地方,經濟受到的衝擊越大,增長下滑越嚴重,如東北幾個省份。 3.認為當前出現的許多問題是改革惹的禍,從而認為往回走,否定改革也是改革。現在很多人都號稱要反思改革,借改革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懷疑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大方向,將經濟問題上綱上線到階級鬥爭、政治層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對改革方向及深化改革形成了極大的干擾。 由於這些誤區和錯誤的看法,現在從上到下對於改革還沒有完全形成共識和內在動力機制,所以就出現了“上面猛加油門,中層掛空擋,下面頻踩刹車”的現象。並且,一旦遇到問題,政府就想到或仍採用政府主導的方式去解決,其負面作用很大。不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面臨的就仍然是一個發展型的政府,仍然會一如既往地出現“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的“三重三輕”現象。實際上,改革越往後推,代價越大,難度也越大。並且,創新驅動不是靠喊口號就能實現的,需要實實在在的市場化改革。 二、轉型和制度性改革滯後是增長大幅下滑的肇因 文章認為,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幅下滑,如果不找出問題的內在根源,不分析深層次的內在原因,僅僅只是指出問題的表象和我們需要做什麼,而不是試圖從根源上去找原因,從制度層面上去解決問題,那麼很容易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治標不治本。因而,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怎麼改、誰去做、怎麼做的問題。任何指望國企,相信國企能搞好,政府深度介入的民企和經濟也能弄好的想法都是一廂情願,這樣的頂層設計從長遠看,是達不到長治久安這一既定目標的。研究國企改革二十多年,早在二十年前就研究清楚,即使混合所有制也只是次優,是過渡性制度安排,它不能從根本上同時解決國企的效率低下、貪腐猖獗、擠壓民企、不利於創新及造成社會不公這五大弊端。 所以,無論提法多美好,無論是需求側還是現在熱門的供給側,還是要看最基本的,也就是說,方向性、原則性、制度性安排。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還是讓政府發揮決定性或主要作用?是讓國有企業發揮主導作用,還是讓民營經濟發揮主體作用?如果在這些根本性問題方面都沒有弄明白,就會在改革的具體措施、政策的具體制定等方面發生重大偏差,很難從根源上阻止經濟繼續下滑,最終導致改革失敗。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還是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除了這兩個原因,中國更面臨發展驅動和經濟體制雙轉型滯後的問題。發展驅動轉型滯後是指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型滯後,這一轉型基本上是所有經濟體必須經歷的,但這個轉型是內生的,還是要歸結到體制轉型滯後上來,因為制度才是根本,中國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滯後才是導致中國實際經濟增長低於潛在經濟增長更為關鍵的根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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