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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首腦會談時機成熟了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8-14 10:05:08

第二，同第一點相關聯，日本經濟優勢的相對減少，讓日本外交戰略轉型成為了一個迫切的課題。1970年代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得日本同亞洲國家之間，形成了明顯的經濟差距，這也成為了“經濟外交”戰略的基礎。然而1990年代後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雖然仍然享有明顯優勢，但已經感到經濟巔峰早已過去，日本外交戰略在“後經濟絕對優勢時代”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從上個世紀末已經開始提出。小淵惠三時期提出“人的安全保障構想”，展示了向外交軟實力和智力方向發展的趨勢。 　　進入21世紀這個概念被逐漸冷落，小泉純一郎時期，一方面回到了對美追隨，一方面開始提出以日本—東盟（亞細安）合作為基礎的“東亞共同體”。安倍晉三、麻生太郎執政時期，中國的崛起讓以日本經濟優勢為前提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失去了吸引力，“價值觀外交”“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代替的外交戰略出現。民主黨獲得政權後，鳩山由紀夫則體現出對崛起的中國不是“制衡”而是“搭車”（bandwagon）的基礎上，構建東亞共同體的理念，但是很快又被日美同盟防華，外交戰略上回歸“價值觀外交”的路線所取代。 　　缺少經濟絕對優勢後的日本，外交戰略的重點在哪裡，這個問題在過去10年經過了很多的曲折，到底“價值觀外交”是否應該成為代替經濟外交，成為同日美同盟同等重要的地位，還沒有共識。 　　第三，從戰術上來，安倍晉三認為對應一個日益“強硬”的中國，首先不能夠退讓，因為這樣只會給對方送去“軟弱”的信號，然後要通過同中國周邊國家搞好關係來促中國“變”。這個迂回戰術，事實上同第一點也是相聯，因為日本在同一個強大起來的中國交往，不再那麼有信心，要讓中國變化，不是同中國進行越多的對話越好，而是要通過同ABC國家（all but China，除了中國以外的國家）建立更多的關係，才能客觀上增強日本在同中國交往中的力量和信心。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什麼安倍執政後，提出“地球儀俯瞰外交”遍訪東南亞、東歐、中東，繞著中國搞外交的理由。 中國也沒有準備好 　　中國新領導層正式執政後，最高領導人對中日關係表態很少，今年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唯一公開報道的對日表態，是1月25日會見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時候，“提及了集中力量搞經濟，因此要同鄰國保持和平互惠關係”，但是對於中日首腦會談，還沒有過公開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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