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鄧聿文：政壇“60後”會開創中國未來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2-27 09:58:13

另一方面，“60後”官員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其後改革的波折和反覆也影響到他們對事物的看法，深知改革之艱難。此外，在他們踏入官場後，一般從基層做起，對中國的基層比較熟悉，有著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而幹部交流也拓寬了他們的知識面和對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了解，從而使得他們對社會有著更深的理解，鍛煉了他們處理不同事務的能力。 18大後30年裡是“60後”官員黃金時間 　　總的來講，“60後”官員既有對生活苦難的體驗，又殘留著那個時代特有的理想主義情懷。他們是現實主義者，但他們骨子裡又追求變革，不過，他們對社會的變革又帶有一種保守的性質，不願用激進的方式去推進改革，而是對漸進改革情有獨鐘。另外，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大學教育雖使他們的學習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的能力增強，具有國際視野，對現代性的認同度較高，可同時，也並不妨礙他們對中國社會事務的了解和認識，扎根本土，有國家榮譽感。這看似矛盾的現象統一於一體，孕育了“60後”官員獨有的治理風格，即強調社會變革中的秩序重要性，推崇法制和制度建設以及柔性治理，從而使其施政具備較強的包容性。 　　但“60後”高官將來在主導中國的發展時，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有利影響，既取決於他們的理念和執政方式，也取決於歷史是否有變革的需要，是否會給他們提供解決問題的空間和時間。 　　歷史固然是人創造的，但在一些特定的時候，人能否創造歷史關鍵看歷史是否提供了相關條件，環境是否允許；也就是說，一個人有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還不行，還要看是不是到了解決問題的時候，這就是人的主動性和歷史的主動性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能否青史留名，取決於他對歷史是否自覺。 　　“60後”官員在中國政壇活躍的黃金時間是在18大後的30年裡。這一時期是中國崛起的關鍵階段，所謂關鍵，包括對內對外兩個方面，尤其是對內部事務和矛盾的把握和解決。中國在未來30年的一個最重要最關鍵最迫切需要處理的事情，就是還權於民。 　　中共文件一向強調，要優先解決關係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未來30年尤其是“60後”官員執政的後20年，百姓最關切的利益問題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國家的事也要百姓做主，換言之，不但要有個人的自由，還要能積極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真正做國家的主人。這既是由個人私有財產的增長決定的，也是由世界大勢決定的。經濟的發展，最終的結果是要增加百姓的財富，這樣才合乎正義，而財富的增加必定就需要國家對財產的保護。 　　另一方面，世界大勢就是自由民主，中國不能自外於這個大勢，雖然實現自由民主的路徑不同，但指向一樣。所以，如何設置一個合理的政治構架，滿足和實現民眾參與政治事務，做主人翁的要求，就成為中國政治發展、政治改革的頭等大事。它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擊鼓傳花”，要“70後”甚至“80後”主政時去解決，歷史不會給執政黨這麼寬裕的時間，必須在“60後”官員能夠掌握主導權時予以解決。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