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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日本無法再斷中國現代化進程

http://www.CRNTT.com   2013-02-09 08:14:21

馬文沒有直接說出的一個含義是，如果日本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依照“黃金十年”的發展趨勢，中國會進入一個所謂市場經濟繁榮和民主、自由、憲政的歷史時期，就如當今的發達國家一樣，也就不會有抗戰勝利後的國共之爭及其後的歷史了，中國的現代化也就實現了。且不說歷史不能假設，即使一定要假設，歷史後來之所以沒走這條路，原因既不在共產黨，甚至也不能怪日本，而完全是當時主政的國民黨沒有把握歷史大勢，做出了錯誤判斷，從而失去歷史給予的機會。因為在抗戰勝利後，從當時的國共力量對比和內外形勢看，歷史無疑是要選擇國民黨的，為此，共產黨也打出了民主和自由牌，以爭取人心。假如當時國民黨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和全國人民期望，國共和解，中國確有可能開創憲政民主之途，可惜蔣介石政權的專政本色（順便說一句，目前很多文章和論著美化蔣介石，我認為是不恰當的，真實的蔣介石固然不像我們的教科書描寫的那麼壞，但也不像這些文章說的那樣好，看看外國人寫的蔣介石傳記就明白這點），不肯還政於民，致使人民倒向共產黨一邊，從而使得中國現代化，走了許多彎路。   　　判斷日本是否會第三次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需要我們對日本的前兩次侵華行為尤其是第二次侵華戰爭有一客觀評估。正如上文所說，日本兩次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點毋庸置疑。但對“打斷”應該做這樣的理解，即日本打斷的是中國原有的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又以另一種形式開啟。與馬勇同為中國社會科院近代史的榮維木先生就認為，抗日戰爭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現代化的“後發外生型”性質，卻使得新的“自發內生型”現代化進程在中國反日過程中悄然開啟，並從政治、經濟、國家主權等層面進行了論證。   　　榮維木認為，從政治層面看，抗戰為中國民主制度的發展，在客觀上提供了條件，儘管這種民主十分有限，但卻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抗戰期間進步力量的發展和壯大，也是中國現代化因素積累的一個重要表現。從經濟層面看，用現代化的視角來審視，戰時體制下的現代金融體制的建立，工業結構的調整，資源的調查與統籌開發，工業發展的布局調整等，都表現出了現代化因素，尤其被稱作是工業化傳動的沿海工業的內遷，改變了中國西部工業落後的狀況，對戰後乃至今天都有著重要的積極影響。從國家主權層面看，中國在抗戰後廢除了與西方列強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獲得了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應有的尊嚴，而獨立的主權，是任何現代化國家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條件。除這些外，中國在抗戰時期積累起來的現代化因素，也表現在中國社會在戰爭期間發生的其他重大變遷如人民覺悟的提高，文化的傳播，婦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強等諸多方面。所有這些匯集在一起，最後成為了開啟中國新的現代化進程的動力。   　　作為一家之言，榮的看法當然可以爭論，但也值得我們參考。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而言，現代化並非只有一條道路，晚清開啟的中國現代化（近代化），是一為適應西方通商（前期）和殖民（後期）要求而被迫進行的現代化，從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來看，基本沒有現代化的因子，即使有，也只處於非常弱小的萌芽狀態。換言之，沒有中西兩種文明的對撞，指望中國社會內部孵化從現代化來，會是一個很長過程，或許我們現在還處於男人拖長辮子、女人裹小腳的時代。從這一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化（近代化）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日本第二次全面侵華後有了改變。一方面，是原有的現代化進程隨著日本侵略的全面深入而無法按既有路徑走下去；另一方面，當西方列強把現代化因子帶入中國後，隨著接受現代知識和文明的人越來越多，中國社會內部的自主因素也在增強。這樣，對中國的現代化而言，就提出了一個從被動向主動轉換的要求，也即根據中國自身的國情，自主地探索現代化之路。這一起點是在抗戰時期，目前還在進行和探索。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看作中國力圖在西方的現代化外，自主探索一條適合自身情況的現代化道路。也許這條現代化之路比被日本前兩次打斷的原初現代化道路要更艱難和曲折，也許最後都不能取得成功，但不應從理論上否定其價值。事實上，提出日本可能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這一命題本身，就承認中國目前正走在現代化之路上，否則，無所謂第三次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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