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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鐵：什麼是真正的香港危機

http://www.CRNTT.com   2012-03-19 09:29:27

香港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華時期以來，政府不再安於“積極不干預”的角色，不斷嘗試主導經濟轉型，發展新產業，但“八萬五”的房屋政策導致樓價暴跌，代表高科技經濟的“數碼港”最終淪為地產項目。在經歷了連續的赤字預算案和SARS的打擊之後，政府終於決定接受“背靠祖國”的定位，開始大力發展與內地的經貿融合。這便是2004年開始實行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內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學者盧兆興曾以“大陸化”（mainlandization）來描述香港回歸後所經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大陸化”這個詞本身已經揭示了，“一國兩制”實行十五年以來，兩地間的融合多於疏離，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內地的靠攏為主。作為中央對香港的一種經濟策略的“大陸化”，恰恰始於CEPA和自由行。 　　CEPA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有多大？根據香港政府工業貿易署的統計，僅僅在2007年到2009年，香港的服務企業因CEPA獲得的累積業務收益超過500億港元；而香港根據CEPA設於內地的企業在此期間獲得約1985億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專業人士估計，以一個百分點失業率代表3.5萬人失業計算，自由行和CEPA大約將香港的失業率拉低近兩個百分點。 　　當初開通CEPA和自由行時，中央和港府都有一種期望，那就是用這種刺激措施使香港經濟喘一口氣，用以帶動金融、專業服務、教育和醫療等產業的服務需求，畢竟這些行業才應該是香港競爭力的核心。然而近十年過去，有評論認為，零售業的急劇增長“其溢出效應無法到達其他產業”，反而使其他新興產業難有發展的空間。即使增加了就業，自由行吸納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術勞動力，年輕人投身其中亦難有好的發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處除了商鋪業主，普通市民幾乎享受不到。反而是連鎖零售商店的急劇擴張，破壞了香港社會原本的社區結構和消費習慣，其中的損害逐漸浮現，演變成今天港人與內地遊客的對立。 　　更嚴重的是，在這十年之中，自由行帶來的眼前利益和繁華景象甚為符合港人實用主義的心態，而“背靠祖國”的神話也已經深深植入香港社會的群體意識之中。由於庫房連年盈餘，政府不僅不再討論稅基狹窄的問題，還以爭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施”為政績，遑論顧及經濟轉型。 　　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曾蔭權政府才終於大夢初覺，委任了一個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倡發展知識經濟和“六大優勢產業”，時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無論創意、環保、醫療或是科技等多麼先進的現代產業，在香港首先便要克服高地租帶來的成本問題，這恰恰又是香港經濟的重心和痼疾所在。高昂的地價和生活成本，極大削弱了香港在很多領域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舊問題仍未解決，而且可能更加惡化了。因為就在這十幾年間，無論香港經濟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變化，有高地價護航的大地產商卻始終旱澇保收，以回歸前就已積累下的雄厚土地儲備和資產為基礎，在回歸後幾乎不受節制的環境裡迅速發展成為超級寡頭，不僅鞏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阻礙了自由競爭，更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根據香港社聯的統計，2010年香港錄得十年以來最多的貧窮人口數量以及最高的貧窮率，而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更發表報告指出，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最懸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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