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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地緣政治大轉移和中國外交 | |
http://www.CRNTT.com 2012-02-14 09:18:45 |
安全問題回歸傳統定義 但也很顯然,這種觀念的改變對國際關係和中美關係具有深刻的影響。對一般國際關係而言,這種變化促使國際關係的主題回到了傳統安全問題,主權國家因此再次成為聚焦點。這裡至少包含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傳統安全問題例如伊朗和朝鮮的核擴散問題,仍然是國際安全的主要威脅。如果忽視了這些主權國家所從事的安全活動,那麼這個世界(西方)將是不安全的。第二,因為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尤其是恐怖主義)而帶來的不安全問題,需要通過強化主權國家的能力來應付。不難理解,這種認知在深刻影響著美國和整個西方的戰略調整。伊朗和朝鮮問題會隨時被提到西方的議事日程上來。 對中國來說,這種認知使得美國再次傾向於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甚至敵人。在這個背景下來理解美國“重回亞洲”策略比較容易些。在短短幾年里,美國很快明確了“重回亞洲”的政策內容(當然,這些政策是否能夠實施下去,則另當別論),那就是圍繞著南中國海問題的軍事戰略調整,和圍繞著TPP的經濟戰略調整。 美國以南中國海問題為核心的軍事戰略有其歷史的延續性,也有比較新的內容。人們觀察到,在小布什當政的早期,美國也曾經試圖建立亞洲版“小北約”,即加強美國和亞洲區域內部同盟的戰略關係。現在有人說,在反恐時期美國忽視了和亞洲國家的關係,這並不準確。實際上,即使是在反恐時期,美國也在鞏固和其傳統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亞等之間的戰略關係,基本上完成了所謂的亞洲版“小北約”的構架。不過,自從美國提出“重返亞洲”的政策目標之後,這種戰略越來越明確了,也具有了更加廣泛的內容。 針對南中國海問題,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戰略動作。第一,和越南、菲律賓等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有主權爭議的國家合作;第二,擴大和澳洲的聯盟關係,尤其是在澳洲的變相“駐軍”;第三,試圖建立新聯盟,如印度。(當然,印度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很難成為像日本那樣的完全同盟國,除非印度面臨自己難以消化來自中國的國際壓力。)第四,努力改善傳統上與美國不友好的國家的關係,例如緬甸。 應當意識到,美國這樣做並非其一廂情願,而是具有來自亞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說亞洲國家要求美國對亞洲事務的捲入。這種需求至少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亞洲國家相信,只有美國才有能力來解決亞洲國家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第二,這種需求也來自一些亞洲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和擔憂。在前一方面,亞洲國家並不見得一定要排斥中國,而是因為在各個方面,中國還沒有顯示出有能力應付和解決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例如以朝鮮問題為核心的東北亞局勢,和南中國海海上航行安全問題。美國是一個行動導向的國家,有時候做正確的事情,有時候做錯誤的事情,有時候做成功的事情,有時候做失敗的事情,但不管怎樣,美國的行動是可預期的。對多數亞洲國家來說,美國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強權。中國儘管正在崛起,但在國際事務上,還沒有經歷足夠的考驗。在很多問題上,中國也盡力顯示其是一個負責的國家,但還沒有能力來承擔責任,解決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亞洲國家自然傾向於選擇美國。 亞洲國家對中國的擔憂和不確定性是個老問題,也比較容易理解。除了日本,亞洲國家都較中國“弱小”(主要是認知上的)。小國家本來就懼怕單獨面對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尤其是那些和中國有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國家,無論是歷史上的還是領土(海)上的。這些國家既然不願單獨面對中國,那麼就要麼抱團面對中國,要不就邀請其他大國來應付中國。即使是日本,這方面的擔憂也是很顯然的。當然,不管什麼原因,邀請美國的捲入是有成本的。但為了增進自身的利益,這些國家也願意以各種方式為美國承擔費用,也就是自願被美國“徵稅”。 美國“重返亞洲”的經濟戰略則是以TPP為中心的。TPP本身並非為美國創始,但一旦美國捲入,開始主導TPP,其性質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TPP本身是一個新的嘗試,一旦實現,參與國家的很多方面的“經濟主權”勢必遭到削弱。現在人們還不知道,想參與其中的一些較窮的國家例如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如何消化TPP的壓力,因為它們和美國經濟水平相差實在太大。即使是日本這樣發達的經濟體,也不見得能夠消化。對一些國家來說,參與TPP的談判,其政治戰略理性要大於經濟理性,甚至是為了政治和戰略上的考量,也就是應付中國的考量。儘管人們不知道TPP最終如何實現,但在中國看來,其發展趨勢類似於冷戰期間西方所實施的“戰略性貿易”(strategic tra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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