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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儒家教化體系是否可行？

http://www.CRNTT.com   2011-10-26 11:15:09

重塑中國信用體系已經迫在眉睫 　　中評社北京10月26日訊／“在當下中國鼓吹復興儒學、重建儒家教化體系，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我們確實需要加強道德教育，但不是推行尊儒讀經，鼓吹君子盛德、‘君師一體’；而是要‘卑之無甚高論’，盡可能減少生硬說教，而用活潑生動、貼近人心的方式，將人類共通的那些常識性道德、基本道德，教給我們的孩子，植入他們的心底”。東方網今日登出青年學者陳心塵的評論文章“推行尊儒讀經、鼓吹君子盛德是否可行？”，內容如下： 　　10月21日《東方早報》刊發的秋風先生《誠信建設需重建教化體系》一文（見後【延伸閱讀】），聲稱“市場制度本身卻不可能生成誠信，也不可能帶來美德，甚至不可能予以提高”，指責今人反儒家“把治國之關鍵放在君子之養成上”的思路，“盲目地信奉制度決定論”，強調必須重建儒家式教化體系，通過誦讀儒經並納入考試，強化對“政治、商業、司法精英之人文化成”以提高其道德水平。對此筆者難以苟同。 　　秋風先生指責今人迷信制度決定論的理由是：“如果沒有君子，連合理的制度都不可能存在，又何來優良秩序？”這個質問站不住腳。因為君子雖然確實有可能促進良好制度的形成，但他們同樣可能是邪惡制度的淵藪，良好的道德並不必然保證帶來良好的制度和後果。比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道德和智慧肯定是出類拔萃的，但是最高法院在歷史上卻長期是美國民權進步的堅固反動堡壘。 　　反之，自私自利的小人並不一定就制定不出好的制度。一個企業家，可能道德並不高尚，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卻完全有可能制定出好的企業管理制度。一個國家同樣，甚至更是如此。因為國家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首要目的不是追求盡善盡美，而是有效平衡參與各方的利益。制定公共政策，關鍵不在於少數精英是否能夠提出美輪美奐的政策方案，而在於政策的制定過程是否保證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公平博弈。只有公平博弈形成的政策，才是最可行、也就是在政治上最好的政策——雖然並不是理論上最好的政策。 　　正是基於對這個道理的正確認識，康德才認為，即使是一個魔鬼的民族也能夠建立起一個體制良好的國家，因為每個民族成員追求自身利益的動機就是保證他們致力於共同尋求一個好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秋風先生將君子的存在認定為良好制度產生的前提，實是一種典型的精英自負和狂妄。 　　誠然，文化、社會領域、宗教、教育是成就美德的主要領域，但是市場也絕非如秋風先生所言僅僅是“誠信、美德的消費場所”。較完善形式的市場，至少是勤奮、堅韌、誠信等美德的重要催生場域。不勤奮、不堅韌，如何抗禦競爭風暴的衝擊？ 　　在市場競爭中可能選擇欺詐者與選擇誠信者的比例，取決於市場制度本身的完善程度。市場制度越是完善，信息就越趨近於對稱，欺詐的存活幾率就越是降低，誠信的發育可能就越是巨大，選擇誠信而非欺詐的人就會越多；反之亦然。因為非市場因素導致市場機制無法正常發揮作用，就說市場不具備催生誠信等美德的功能，是打錯了板子，市場當然敬謝不受了。 　　秋風先生之所以鼓吹讀經考經，是因為他相信儒學“架設了一個從百姓日用到治國平天下的階梯”。這個“階梯”，就是儒家那套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身修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的“內聖外王”之道。但這套“內聖外王”的邏輯，其實每個環節的過渡都存在致命漏洞和斷裂，並不可行：致知是認知，誠意是內化和接受，正心和修身是踐行。理性認知不一定會導致感性接受；即使感性接受了，也不等於就一定會付諸實踐。知易行難，雖然不能說對道德是非觀念的正確認識，與真誠接受並忠實踐行所接受的道德觀念之間沒有關係，但是兩者間的距離確實仍然非常遙遠，把兩者直接聯繫起來，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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