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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政治變革的一般規律

http://www.CRNTT.com   2011-06-28 11:45:43

國企及官僚成為新利益集團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個轉折點。為了應付危機，國家出台了巨大的財政金融計劃。而龐大的財力都是通過國家本身，即國有部門而實施下去的。這就導致了利益集團的急劇擴張。國有部門的大擴張，馬上打破了原先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相對平衡的狀態，國有企業取得絕對的主導地位，快速地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空間。民營企業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如今好時光不再，它們開始尋找新的出路，例如通過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國社會。 　　更為嚴重的是，國有部門的擴張，也沒有為傳統社會階層帶來任何好處。在傳統計劃經濟下，國有部門是工人階級的制度基礎。但現在的國有部門已經具有了不同性質，國有企業很難說是國家的，而更多地屬於國家企業管理者或者國家的代理人的。實際上，國有企業已經成為社會不公正、收入差異擴大、腐敗等等現象的根源（本欄早先已經論述過）。 　　官僚系統本身也儼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改革開放之後，儘管有“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目標，每次改革也是想縮減政府機構和官僚人數，但實際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統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小。在分權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層級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例如原來的地區級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機構，而現在則已經演變成實體，一級政府。同時，也出現了計劃單列市。這不僅僅是官僚機構變得龐大的象徵，而且更是攔截了中央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官僚機構的無限擴大，必然造成社會空間的縮減。隨著財政稅收向官僚機構集中，國富民窮變得不可避免。更為嚴重的是，官僚機構嚴重和社會脫節，一個個官僚機構猶如一個城堡，和人民沒有有機的關聯。而且，官僚系統開始演變成獨立的系統，它們享受市場的好處，而可以豁免市場的壞處。無論是社會保障、醫療、住房和食品，各種不同的特供系統不斷湧現。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中國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而在官僚系統嚴重和社會脫節，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況下，哪裡能夠出現改革的動力？ 　　而在各種利益集團大擴張的同時，執政黨領導層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能力，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制約，從而大大縮減。因為黨內民主的需要，領導層實行集體領導，並且領導層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例如政治局常委從1980年代的5人擴大到現在的9人）。黨內民主的程度擴大，意味著權力在頂層的分散狀態。因為權力不再集中，權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為分權只是對地方政府的分權，而不是向社會的分權，社會組織不能發育起來。同時，社會也沒有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的有效機制，因此既無能對主張改革的領導層有所支持，也不能對既得利益有所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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