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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難盡張申府

http://www.CRNTT.com   2010-11-21 10:45:41  


 
  個人與社會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張申府卻因“一言不合”而執意退黨,其中固然有個人性情、人事糾葛等原因,但思想淵源,卻是更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張申府深受羅素思想的影響,他在介紹羅素的哲學思想、社會觀點時,對羅素的“個人主義”亦極讚賞:“他(羅素,筆者注)最重視個人,個人的自由,小團的自治,與他哲學里的重視個體與主張絕對多元,實不無關。”在張申府的思想中,“個人”與“集體”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無法真正解脫。所以,他在1930年代發表一系列雜感的《所思》、《續所思》中,認為社會問題的核心是“群與己,少與多”的關係問題,“過顧社會則礙個人,過重小己亦妨社會。”如何處理“群己”關係,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問題。從個人經歷可以看出,這一問題對他有著特殊的意義。作為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影響的新文化運動先鋒之一,他對以個性獨立、個性發展為核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觀念一直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譯介者、信仰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他對以集體主義為目的大同境界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又始終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意。這種內心的矛盾,是他難以紓解的,也是他的悲劇的根源。

  張申府的理想社會,是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個人主義。如何得個人主義?得個人主義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礙己。個人主義之極致,即是大同之極致。大同之極致,即是個人主義之極致。故此個人主義為大同個人主義。解群己之糾者,在於是”。其實,這“大同個人主義”畢竟只是一種美好而蒼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一方面,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他們無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個人主義”取向;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忍受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取向。而如何才能實現理想的“大同個人主義”呢?張申府只能寄希望於人類的理性:“解決此問題自宜更循人性而審選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約反射之律,於此實大有助益……換辭來說,人生必須由科學的進展,人性的認識,社會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達於仁之境。”他認為,通過諸如條件反射學說便能“科學地”認識人的本性,可以據此作出理性的選擇,造成群己和諧的合理社會,使政治由暴力的變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須變成理即是力。”在暴力衝突異常激烈的近代中國,呼籲有“理”代替“力”確實顯出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種在現實劇變中的無奈。這種悲劇精神與無奈之感,確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

  總之,在張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學與價值、個人與社會、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匯於一處而不彼此抵牾,其根源就在於他篤信物我一體的 “通”:“一與通是東方哲學之特長。多與析則是西方哲學之所擅”,“我則祈:於多見一,由析達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為歸宿”。的確,“一”與 “多”,“析”與“通”,“仁”(價值理性)與“科學法”(工具理性)之間如何定位,是張申府先生給我們提出的問題和任務。

  作者:雷頤 來源:經濟觀察報 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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