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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誰是誰的老師 | |
http://www.CRNTT.com 2010-04-17 10:48:14 |
1590年葡人在澳門出《絕妙論著》一書,向西方介紹中國歷史地理人口物產,贊譽中國的瓷器、印刷、繪圖、航海、天文、火藥等科技成就,稱頌中國的政治制度。 1616金尼閣年著有《中國傳教史》,又於1626年用拉丁文譯出了《五經》。 1624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發表了《真理論》,奠定了“自然神”論基礎。對中世紀以來的宗教神學與專制制度發起衝擊。他們認為東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論者,便從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資料,反對有什麼超自然的力量,反對有“神的啟示”的存在。休謨說;“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信徒。” 這一觀點,不僅是知識問題,而是關係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問題,這讓當時的歐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類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國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已,中國有五千年連綿不絕的歷史,擁有三億人口,跟歐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間有什麼基督教義,沒有享受過“天主的光輝”,但人們並沒有因此而“吃無窮的痛苦”, “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於是在整個十八世紀,主張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這個驚人的事實,不斷地向正統的基督教進攻了。” 既然孔子的門徒在根本不知何為基督的情況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則自然地活著,而且還活得很好,那麼,“神學”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啟示”也是不必要的。-這在歐洲攪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討論,沉重地打擊了中世紀以來的神學權威,解放了“人”的力量,為早期啟蒙運動開拓了可貴的陣地。 1655年葡人魯德熙又有《中華帝國史》的著述。這時中國是西方眼中“智慧的國度”。這是東學西傳的實質性開端 1621年英人伯頓贊譽中國人勤勞整潔、彬彬有禮,有組織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選拔舉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舉考試貫徹著公開、公平、競爭、擇優的原則等等,以此對照著英國當時黑暗的貴族政治進行辛辣的諷剌。他說:中國人“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由於出身的高貴。”“他們官吏的職務,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就是保衛和治理他們的國家;而不像許多人那樣,只知道放鷹打獵,吃喝玩耍。”這樣,他便開啟了“中為洋用”的風氣。 1650前後,意大利人衛匡國(Manteno Martini)的《中國歷史》法國人馮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國通史》相繼問世,這為歐洲人的關注中國提供了大體確切的知識。 1654年,因為克倫威爾的“航海法”荷蘭與英國開戰,從中國返回歐洲的衛匡國神父(Father M.Martini)來到阿姆斯特丹,他的著作《韃靼戰記》在安特衛普(Antwerp)出版,歐洲人開始議論中國改朝換代的事件,布勞父子(Blaus)也在同年出版了他們的《最新中國地圖册》。一年以後荷蘭使團出使北京,正好驗證地圖的準確性。 1661--1662年法國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學》《中庸》《論語》,1672年《大學》在巴黎重版。1687年來華耶穌會傳教士比利時人柏應理,偕南京人沈福宗回到巴黎,將上述三本譯作匯總題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出版後風行歐陸。1688、89、91年即出過此書的法文、英文節本,題為《孔子的道德》或《孔子與中國的道德》等。這是系統介紹東方思想、中國學術的開端。其時,沈福宗又赴牛津大學,結識本校東方學家托馬斯.海德。海德讀了《大學》等書,編訂了有關中國的拉丁文與法文書目,收在本人的《書信集》中。這就為西方學者通過文獻資料對中國文化要旨作系統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以“四書”“五經”為切入點了解中國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個高起點。 在出版於1677年的著作《對話》中說中國是太陽底下最高貴最純潔的文明國家。中國政治清明、道德高尚,中國的男子不像西方男子那樣好色,中國女子也不像西方女子那樣放蕩,纏足是個好習慣,可以讓婦女安分守己,用筷子比用刀叉文明衛生,總之,中國的什麼都優於西方,甚至中國人小便都可以滋潤莊稼,而西方人的小便燒死野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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