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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運動

http://www.CRNTT.com   2009-04-18 07:32:41

在我看來,不僅“五四”(我不主張將其局限在1919年的學生運動,而希望兼及1915-1922年間在神州大地漸次展開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那方才是“五四新文化”最為迷人之處),戊戌變法(1898年)、廢除科舉(1905年)、辛亥革命(1911年)、全面抗戰(1937-1945年)、新中國建立(1949年)、反右運動(1957年)、十年文革(1966-1976年)等,都呈現某種“文化斷裂”狀態。今人之隆重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不也是意識到其對於此前歷史/文化的“破壞”與“中斷”? 　　討論“文化斷裂”,我加了個定語——“成功的”,言下之意,有不成功或曰失敗的“文化斷裂”。之所以在“成功”上加了引號,意思是:這“成功”並非不言而喻,極有可能飽含爭議。至於“何謂”,指向公眾認可的、一般意義上的“成功”；而“何為”則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的“文化斷裂”。 　　【二】 　　與其爭論五四是不是“文化斷裂”,不如轉而討論“五四”這一“斷裂”是否成功,該如何闡釋其起因、動力、方向以及後續效應。探討這個問題,必須明了以下三個前提: 　　第一,五四新文化內部的複雜性,遠非教科書的簡要叙述所能涵蓋。 　　當年北大學生、日後成為著名學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憶往事十章》,其中有雲:“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自注:“先是北大中國文學門班中同學主持期刊凡三,《新潮》為其之一”。除了以“文藝複興”相號召的《新潮》,還有就是主張“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的《國故》,以及提倡“新舊學說並行、東西文化並重”的《國民》。 　　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想像五四新文化運動“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今日學界之所以對新文化內部之“多元並存”缺乏了解與認知,很大程度緣於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及歷史學家的誤導。 　　第二,經過幾十年持續不斷的“紀念”,今人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大聲勢的描述,頗有誇張之嫌。 　　所謂五四的“文化斷裂”,應是對於一種發展趨勢的動態描述,而不是已然形成的生存狀態——不說具體人物,單是都市與鄉村、沿海與內陸之間的絕大差異,也使得民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保守勢力”,仍有很大的活動空間及影響力。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禮教吃人”的控訴、“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在1920年代的中國,只是對於知識青年有較大的感召力。也就是說,五四的精神遺產,很長時間裡並沒有深入廣袤的鄉村與小鎮。這只不過是“死水微瀾”(借用李劼人長篇小說名字),預示著古老中國的初步覺醒。如果嫌小說家言“誇飾”,學者論述“趨時”,不妨翻翻當年的舊報紙,很容易明白這一點。 　　第三,所有成功的變革,都不會是“溫文爾雅”；即便你信誓旦旦追求“和平崛起”,也因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必然招致激烈的抵抗。 　　人們注意到新文化人的“偏執”與“不寬容”,其實對手也好不到哪裡去。新舊之間,之所以無法平心靜氣地坐下來,條分縷析地討論問題,有立場差異,有利益糾葛,有占位意識,還有論爭的策略。劉師培自稱“激烈派第一人”,堅信只有“達於頂點的議論”才能有效果(《論激烈的效果》)；魯迅則有拆屋子的妙喻:“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無聲的中國》) 　　某種意義上,晚清以降諸多改革者之所以採取“決裂”姿態,也是基於這一策略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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