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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3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韓國總統李明博在日本福岡會晤,商議金融危機對策。 |
中評社北京3月26日訊/上海《東方早報》日前登載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系副教授陸寒寅的文章“久失平衡的東亞模式終入迷途”,文章說,當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尚未論及平複,隨之而來的消費低迷、貿易保護和投資回撤又在對實體經濟造成無可避免的普遍性傷害,作為高度外向型的東亞經濟,已經面臨對外貿易嚴重下滑、對外投資大幅縮水、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的窘局,傳統的“東亞模式”至此已經遭受巨大挑戰。全文如下:
出口導向戰略是東亞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選擇。首先從供給面分析,在主觀上,戰後的日本及其他長期積貧積弱的東亞經濟體,都蓄聚了強大的發展渴求,再加上傳統東方式集體主義社會觀中尊重權威的價值取向,也使得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這裡突顯其效率,為經濟起飛贏得了較為有利的內部環境。這些經濟體在起飛之初,都先後採取了諸如對要素價格的干預以及補貼、稅收優惠和信貸配額安排、鼓勵儲蓄及增加投資等有選擇性的產業政策,不斷將農村過剩勞動力轉化為工業部門要素投入,刺激後者的發展。客觀上看,從20世紀60年代起,以美國為代表的技術前沿國恰逢產業升級換代——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等的生產被逐漸外移,而以日本為“領頭羊”的東亞經濟體內部又表現出明顯的發展程度差異和吸收能力旺盛,正是這種開放條件下的梯次性工業化造就了東亞地區特有的“雁行形態”,充分延伸了整體性崛起的深度與廣度。更何況,超過18億的人口存量、優質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都是東亞地區持續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的有效保障。
然而,從需求面來分析,龐大的人口數量卻並不意味著有購買力的市場,戰後東亞經濟體也都曾短暫實施過進口替代政策以建立自身的工業基礎,但到20世紀60年代初,其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已經凸現。收入低下、儲蓄過高,相對於蓬勃的產能,總需求的不足必然會抑制經濟進一步的增長。但東亞經濟體之所以能避免跌落凱恩斯式的蕭條陷阱,正是得益於其後長期堅持的出口導向政策,利用海外,特別是巨大的美國市場,通過依靠投資和出口的增長來彌補消費的不足,從而實現了高儲蓄和高投資推動下的工業化。另外,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東亞地區總體穩定且低估的匯率體系,以及美國長期給予的市場保證,都為這樣一種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提供了創造“奇跡”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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