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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改革在不斷試錯中前行

http://www.CRNTT.com   2009-03-21 09:17:05

時代周報：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總認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應該同步進行，對此您有何見解？和民主印度相比，我們的現代化道路有何不同？   　　蕭功秦：政治經濟學、政治發展理論以及歷史的大量事實證明，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在落後的後發展國家，都沒有那種經濟和多元競爭民主政治同步發展的成功的先例。即使是印度這樣的經濟落後而民主政治似乎“運作良好”的國家，在多元民主制下，許多重大的結構性改革都無法進行。比如國家想頒布一個法令，想要特權階級出讓一些利益，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使得特權階層已經凝固化了，重大的改革在議會裡都無法通過。中國走了一條比較合理的發展道路，運用強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在經濟發展中，形成社會經濟結構多元化，在這方面，中國的強勢政府起到了比韓國“凝聚性國家”更明顯的經濟整合功能，在條件成熟後再逐步進行民主的建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正處在政府引導性的發展階段。從新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合理的歷史選擇。  　　時代周報：站在現在的時間節點上來回溯30年，您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大概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   　　蕭功秦：在我看來，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可以被認為是第一階段，我稱之為全能主義新政運動，用全能主義的政治資源來推進經濟改革。1978年以後，由元老派政治精英發動，結合中國知識分子和各界的力量，推進了改革開放的過程。坦率地說，80年代初期，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懷，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多元民主的缺位，認為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要同步進行，而政治精英尋求的是一種務實的道路，通過政治穩定來追求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1989年的那場風波就是現代化進程中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政治選擇的衝突。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現代化有一個我稱之為“脫兩極衝突化”的過程：1989年以後，激進自由派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1992年以後，執政中心重新確定了市場經濟的堅定方向，這樣，對改革構成障礙的體制內的保守派人士也從此在政治上被邊緣化，這使得執政中心不再受到激進與保守這兩極勢力的挑戰與壓力。這時候，我認為中國改革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那就是穩定的“後全能主義”的新權威主義基本成型。所謂的後全能主義，指的是原有的全能主義體制的政治資源被繼承下來，用以鞏固新權威主義的秩序，維持政治穩定，實現強政府對市場化的經濟的整合，並對社會進行現代化的動員，這就形成非常強大的社會變遷的力量。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說，是通過幹部的四化，即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使得技術專家人才大量進入領導班子，形成中國特色的技術官僚主義。這種體制有效地整合了各種資源，在維持政治穩定的基礎上來發展經濟。中國的優勢就此突顯，優質的、廉價的勞動力，和政治穩定條件下的巨大的經濟投入相結合，這種優勢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時代周報：您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由於缺乏民主的傳統和秩序，需要權威力量來主導改革。在中國這樣一個後發展國家，新權威主義的優勢具體體現在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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