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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跨境人口流動的風險與挑戰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
某些來華外國人挑戰中國領土主權和政治統一的風險。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民族成員遷入後開始挑戰中國領土主權和政治統一,並挑唆某些中國國民背棄對中國的政治認同,言行極為放肆。在延邊等地區,這種動向就表現得相當明顯,對中國領土主權和政治統一的隱患正在快速孳生。二戰之後,朝鮮半島南北雙方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泛濫,其官方史書肆意歪曲、捏造歷史,大肆宣揚對東北的領土野心,用歪曲的歷史觀灌輸下一代,韓國尤甚,某些韓國政客甚至公然一再正式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2004年9月3日,金元雄等朝野59名議員向韓國國會提交了《間島協約》無效決議案,聲稱我國延邊地區(他們稱之為“間島”)是日本非法割讓給中國的韓國領土,而且這種“割讓”無效。2011年8月16日,一批韓國“社會賢達”在首爾新聞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成立所謂“間島臨時政府”,並公布了“臨時政府”徽章。從徽章可看出,他們企圖占有的所謂“間島”囊括了中國東北地區整個東半部直至遼西走廊,外加烏蘇里江以東。 在韓國,鼓吹所謂“收複間島”的組織相當活躍,參與者不乏國會議員和巨商大賈,韓國前總統李明博也曾參與。在長春亞冬會領獎台上高舉“白頭山是我國領土”紙牌的韓國女運動員就是在這種思想灌輸下成長起來的。2011年11月10日,三星公司在上海舉行手機新機型發布會,三星電子移動通信部總裁親臨主持,會上巨幅中國地圖竟然將東北東半部用界線劃出,中印邊界也按照印度主張劃出。如果不是韓方企業管理層久經這種思潮熏陶而習以為常,無論如何不會發生此等事件。 由於韓國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暫時高於中國,韓國已成為中國大陸第六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以“韓流”為代表的韓國文化產品對華輸出業績斐然,延邊和東北某些朝鮮族居民的政治認同已經或正在發生轉向,出現了一些將對韓國交流置於對中國效忠義務之上的傾向。以至於韓國聯合通訊社2008年11月7日報道有些韓國人開始在中國朝鮮族居住區承包農地現象時,竟然聲稱這是韓國資本、技術與朝鮮族地區農地相結合以避免朝鮮族地區“農地流失”的方法,言外之意,視朝鮮族聚居區的中國國土為臆想中的韓國—朝鮮族共同體私產,別人不得染指。我們切不可忘記,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興起之後,猶太人社團正是通過持續在巴勒斯坦收購土地而獲取了立足點,最終在巴勒斯坦站穩腳跟的。延邊自治州地方政府某些民族幹部、某些部門存在濃重的狹隘地方民族心態,延邊某些朝鮮族居民政治認同動搖,韓資企業、韓國旅遊者、韓國基督教傳教士刻意籠絡滲透,這三種因素已經形成相互增進的惡性循環。假如我們繼續掉以輕心,未來未嘗沒有可能爆發嚴重事態。 在我國收容並給予優厚待遇的羅興亞難民中,相當一部分人也積極支持、參與了針對中國的分裂主義、恐怖主義活動,以至於羅興亞人阿布•扎爾•布爾米已經成為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的穆夫提,以一貫激烈反華、主張對華人和華資企業發動聖戰而聞名。 從人口構成角度看香港外傭居港權之爭的潛在長久風險。同時,對於香港外傭居港權之爭,除了關注此事對當地各派政治勢力力量消長、經濟財政負擔等問題外,我們也不可忽視它可能帶來的其他方面問題。因為香港有外籍傭工約30萬人,其中12.5萬人在港居住超過7年。特區政府評估,一旦外傭爭取到居港權,以每個家庭4人計算,這些外傭將帶來12.5萬名配偶和25萬名兒童,最終香港的人口將增加50萬人。這樣一座城市,陡然增加50萬並不認同這個國家的居民,其影響如何,我們不能忽視。 抑制移民群體挑戰東道國社會避險機制在當今中國社會亟待加強 城市外來移民稀釋機制及其被破壞。如前文所述,在逐利動機驅動下的跨國人口流動中,外來移民通常集中於東道國城市;假如東道國國民人數足夠多,而且能夠在農村和城市之間順暢流動,通常能夠有效“稀釋”城市中的外來移民,使之無法占據局部多數,進而抑制移民群體挑戰東道國社會的風險,增強其融入東道國主流社會的傾向。然而,我國現行戶籍制度和對外國人的片面超國民待遇兩者相結合,已經破壞了上述避險機制。我國現行戶籍制度阻礙農村居民移居城市、其他地區居民移居大城市,與此同時,對外資、外國人的全方位超國民待遇則蔚然成風,這種超國民待遇不僅包括社會上多年來嘖有煩言的稅收優惠,更囊括語言文字、購買房地產等眾多方面。在迎接奧運的旗號下,我們不是借機向海外推廣漢語,而是在北京強行推廣的士司機乃至普通居民學英語;主要經濟大國無一例外對外國人購買房地產施加多方面限制,我國則多年未有任何限制,只是單向擴大准許外國人購買房產的區域,直到房價高漲、民怨沸騰的2007年才出台房地產限外令,但到2009年,北京、廣東等最發達地區就在“反危機”旗號下急不可耐地放寬了限外令。由於上述對外資、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往往是在所謂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旗號下給予的,而我國又有超過1/4的城市提出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上述避險機制遭受破壞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 現行戶籍制度和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有其歷史合理性,彼時兩者並不足以造成破壞上述避險機制的風險,因為當時中國貨幣收入水平較低,不足以對外國人形成強大的吸引力,而且國內移民難度低於跨境移民。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受吸引來華淘金,運輸的發達也使得偷渡難度日益降低,加之國內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情況變化使得原來無風險的制度開始形成了風險,要求我們作出相應調整。 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激勵外來移民增長及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在勞動力市場上與本土居民競爭時的天然劣勢、在一個不熟悉社會生活的困難壓力,本來也足以有效遏制外來移民的增長,並在無形之中激勵他們盡快融入東道國社會。但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無形屏障,從幾個方面直接間接地激勵了外來移民增長及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二戰以來的西方社會、特別是西歐社會就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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