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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出路 | |
http://www.CRNTT.com 2014-02-16 09:10:32 |
基本判斷 文章分析,1、需求端政策空間有限,有效性下降 在缺乏存量調整和供給側改革的環境中,所能允許的經濟波動越來越窄,宏觀經濟調控的空間越來越小,總量政策越來越無效,不得不借助部分行政性調控工具。 進一步通過企業加杠杆的方式,刺激需求的空間已不大。2008年以來,中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持續上升,5000戶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接近62%,各類企業債務占GDP的比重已達到166%,處於較高水平。 金融資源的錯配,進一步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社會融資(扣除股票融資)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負債(扣除應收賬款的增加)之間的差距保持在較高水平,大量的社會融資投到非工業企業領域。2010年以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負債水平維持在4萬億元左右,但社會融資總量快速上升到12-16萬億元之間,兩者之間相差8-12萬億元。2008年之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負債占社會融資總額的一半左右,2009年以來,則下降到25%-30%左右。 財政赤字的空間也不大。在實體經濟缺乏明確投資方向的時候,財政的帶動作用有限。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占投資的比重已達到20%以上,具有瓶頸或沒有現金流基礎的基礎設施投資空間越來越小。中國的財政赤字率已達到2.1%左右,考慮到近期地方債務的快速膨脹,財政債務空間也不大。粗略計算,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已處於40%-60%之間,地方政府的現金流越來越緊張。進一步考慮到快速的老齡化,養老和醫療等隱性負債嚴重,中國已不宜為刺激經濟而繼續累積政府債務。 2、需更注重供給側改革,重塑政府、市場和社會關係 成本快速上升是中國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特征之一。既有房租等商務成本、勞動力成本、原材料環境成本高企,又有社會交易成本(衝突的協商和信任成本)高企。這與持續的貨幣投放、原有結構延緩調整,凍結過多社會資源有關,也反映了相對價格的變化,是產業升級轉型所必需的。但高成本的背後,也反映了政府過度幹預,壟斷等人為因素,是“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 3、形成新增長機制,需要啟動適當的存量調整 原有的資源配置已嚴重影響了新增長機制的形成。一是增長機制的轉換,是利益格局的轉換。只有通過較充分的存量調整,才能觸動和改變現有利益格局,才能倒逼相關領域改革。二是存量和流量問題相互交織。在沒有很好隔離的情況下,歷史上存量結構的責任問題,不解決,將始終制約新機制的形成;過於輕易解決,又易引發道德風險。三是存量問題是個無底洞,優先吸收著社會資源。維持存量結構,需要債務不斷擴張,資源不斷投入。更重要的是,存量和流量之間存在“救火”和“防火”競爭。存量調整屬於“救火”,其緊迫性高於“防火”,將導致資源的浪費和進一步錯配。 中國上世紀末的銀行改革提供了一個實驗。當時銀行業已“技術性”破產,國內的爭論集中於先剝離不良資產,還是先建立有效的銀行運行機制。最終證明,只有剝離銀行的不良資產,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銀行治理機制。 在資源已較充分使用的經濟環境中,實體經濟的“去杠杆”, 消除政府不合理的隱性擔保,是建立市場合理激勵約束機制,實現經濟轉型所必需的。實體經濟的調整,將給金融體系帶來一定程度的動蕩。歐債危機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中國宜借助金融市場的動蕩,理順金融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構建多層次,分工合理、界限清晰的金融風險分擔和應對體系,促進金融體系向更加市場化的方向演進,推動貨幣調控和金融監管適應金融體系變化的轉型。 金融不再“加杠杆”,通過行動糾正市場普遍存在的“道德風險”,則是破壞“僵屍企業”存在條件,啟動實體經濟“去杠杆”的重要因素。考慮到金融調整具有自我加速的特點,當且僅當實體經濟已進行不可逆的“去杠杆”,且開始建立起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時,就宜大幅度放鬆貨幣,隔離金融體系中的不良資產,切斷金融系統的自我惡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必要損害,使金融系統能正常發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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