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講提高國企上繳紅利還不夠

http://www.CRNTT.com   2013-11-27 08:36:26

國資領域的改革需要攻堅 　　中評社北京11月27日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國資領域提出的改革原則，連日來，一直被廣泛解讀。國資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輿論所深度關切，實屬正常。 　　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以及鼓勵非公企業參與國企改革等改革目標，其積極意義明顯。在這當中，關於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的改革內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要求國企多上繳紅利，其實已經說了很多年。上繳比例提至30%，還須等到2020年，也是在說明，這些問題知易行難。改革就是一個需要不斷博弈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說，提高上繳紅利的速度不盡如人意，也並不難理解。 　　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理由很簡單：其一，國企收入理應服務於全民，而不能始終在國有經濟“體內循環”；其二，與民企等相比，國企因占據過多資源而處於不平等的競爭地位，這種情形必須改變；其三，在國際市場上，國有企業因為與國家財政存在“臍帶關係”屢被詬病，倘若上繳利潤比過低，更容易給別人留下口實；其四，多年來國企利潤上繳比例過低，確實沒有盡到為民服務之責——比如在夯實社保的問題上就表現得很明顯。切實打破國企紅利在“體內循環”的局面，這個問題不容再拖下去。 　　不過，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比例應該提高，跟真的能夠提高，是兩碼事。如果說過去國有資本收益使用上主要存在兩個問題，即使用範圍偏窄和上繳比例偏低，那麼前者可以說是技術命題，後者則涉及利益博弈。國企紅利上繳比能夠切實提高，說明在一場利益博弈中實現了局部的突圍。 　　有些國有企業，總喜歡以國企老大難問題多，以及需要承擔社會責任等理由，反對提高紅利上繳比例。時至今日，這些理由已然經不起推敲。“包袱論”和“社會責任論”早已成為過去時。承擔社會責任並非國企專利。在企業叢林中，國企需要的是公平參與競爭。如此，拒絕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毫無理由。 　　2020年提到30%的紅利上繳比，固然是個不小的進步，但不等於說，有此政策就一定能實現改革意圖。畢竟，提高上繳比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讓國企利潤充實公共財政，謀求民生福祉。現在要提醒的是，有些企業可能會做低利潤，以求減少上繳利潤。這個提醒應不算多餘。 　　從某些國企的微觀動力來看，減少利潤上繳額度，讓更多資金沉澱於企業自身，是有激勵的。近些年里，某些國企高管薪酬過高、某些國企隱形福利過好，以及企業內部奢侈性消費等問題的存在，常常成為輿論關注焦點，也深深刺痛民眾眼睛。國企利潤上繳比例過低，不單單關乎民眾福祉，也關乎不正之風甚至嚴重的腐敗。 　　這意味著，三中全會決定提高國企上繳紅利的比例，這只是改革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還必須規範國有企業經營，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探索推進國有企業財務預算等重大信息公開。國企財務預算的相關信息不公開，公眾便無法對其有效監督，這對於實現改革目標沒有好處。 　　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國資領域提出的改革方略，意義重大。國資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難以真正釐清，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恐怕也難以真正凸顯。國資領域的改革任務確實繁雜，需要攻堅。就提高國企上繳紅利而言，倘若這一改革都不能真正到位，又談何冀望其他改革能實現突破？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時間： 2013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