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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圖為習近平、李克強等在主席台上。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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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11月21日訊/學者邱道隆今天撰文《中國再造強勢中央》表示,中國強勢中央的再現,在當前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將有利於中國突破改革的關口,但這絕不意味著強人政治能夠再現,而中國的強勢中央能否真正順利推動改革,變革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還需拭目以待。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公報中,宣布組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個高級別的協調機構,以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和維護國家內外安全所需要的執行力和協調能力,被認為是中國中央再度集權和打造強勢中央的舉措;隨後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中,亦都凸顯了“政治集權”和“經濟放權”的影子。在中國改革進入到深水區之際,中共試圖借助政治上的集權來重塑已經羸弱的中央權力,將改革的主動權掌握在手中,全盤掌握和控制改革的方向、力度和步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中央收權和放權,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交替使用,每一次都顯示出不完全相同的特征。
毛澤東、鄧小平等分別在20世紀50年代中、60年代中、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進行過四次放權。由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個人的權力掌控力和個人政治威望,這一時期的強中央被認為是“強人中央”,中央的權威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即便是在1990年代初中央財力衰弱的情況下,“強人中央”的地位在政治上也難以受到挑戰。在江澤民當選中共總書記時,鄧小平擔憂強人中央迅速向集體領導制中央的轉換,將引發領導權威的削弱,遂提出第三代領導集體要有一個“核心”,那就是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江澤民在上台之初,權力基礎薄弱,經過一番努力才鞏固了“核心”地位,加上時任總理朱鎔基的強勢,第三代領導層順利完成了從“強人中央”向“強勢中央”的過渡。在胡溫接掌中央大權以後,受到黨內派系、利益集團和集體領導制下常委各司其責等各種因素的束縛,“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愈發嚴重,改革措施舉步維艱,“強勢中央”在名義上依然倍享尊榮,但是“弱勢中央”的跡象已經愈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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