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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以開放促改革的國際經驗

http://www.CRNTT.com   2013-11-05 09:48:17

早期，各種形式的帝國可以說是第一波大規模全球化的主動力。帝國為了土地和人口而擴張，征服很多地方化的小國家。這樣，在帝國之內的自由貿易便開始了。西方民族國家產生之後出現了更大規模的全球化。在經濟面，民族國家意味著統一的民族國家市場，意味著更大規模的資本。資本的本質就是擴張，這一點馬克思看得非常清楚。民族國家的資本到處擴張。在這個過程背後就是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權力。國家權力輔助資本的擴張，這對民族國家內來說，是一場雙贏遊戲，既有利於資本，也有利於掌握政治權力者。兩者的結合就是人們後來所看到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擴張有效地推動了其所到之處的經濟社會變革。帝國主義方式給很多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從今天看來，帝國主義的方式可以譴責，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帝國主義時代通過資本擴張也客觀上所造成了自由貿易和開放。 日本學習的是歐洲制度 　　輔助於國家力量，資本到處擴張。一些國家受害，另一些國家受惠。在亞洲，日本是第一個主動通過借用外力來推動國內改革甚至重建的國家。在日本被美國打開國門之後，日本的精英們認識到西方形式的國家和資本已經不可抵擋。對日本來說，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要抵制西方的衝擊，因為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抵禦西方國家。但更為重要的是，日本精英也意識到，西方形式的國家和資本並非對日本不利；相反，它們有助於日本國家的再造。明治維新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日本主動開放的局面使得其有能力結合西方制度的長處而避免了西方制度的弱點。日本儘管被美國打開國門，但並沒有學習美國的制度，而是學習歐洲，主要是德國和英國。也就是說，主動開放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強國。日本的第二次開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儘管當時有美國占領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視為是日本開放傳統的繼續。雖然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但戰後的開放政策很快使得日本復甦和重建，在很短的時間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日本之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也是通過開放促內部改革和發展的。這些經濟體都是外向型經濟體。儘管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較之西方國家扮演了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但總體上是朝著自由貿易的方向發展的。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政府干預經濟，但干預經濟的目標並不是阻礙市場經濟；恰恰相反，政府的干預就是為了更快地促成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 　　因此，以對外開放促內部改革，這種情況不僅僅是中國，各個國家都是如此。背後的道理都是一樣的。任何一個社會，一旦穩定久了，沒有大的傷筋動骨的危機，各方面的利益就會高度制度化，每一個體制背後都會是龐大的既得利益。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中早就論證了這個道理。在80年代出版的這本書中，通過把西方和亞洲的日本、“四小龍”等經濟體作比較，他發現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經濟發展遲緩，而當時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則發展迅速。他的一個觀點是，一個國家，和平的環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強大起來，最終演變成阻力。而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因為有戰爭等因素摧毀了原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有能力摧毀既得利益，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反而很迅速。這裡引述這個觀點並不是說，要摧毀既得利益，人們需要戰爭和大規模的衝突。實際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說明了，對外開放同樣可以為內部改革創造巨大的動力。正是這個因素促使著今天的西方政府仍然恪守自由貿易原則。西方政府對自由貿易的推動，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簡單信仰自由貿易原則，更是因為自由貿易可以觸動內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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