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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案檢討：反市場經濟只能走進死胡同

http://www.CRNTT.com   2013-07-26 10:28:30

當時，重慶對涉黑資產採取托管方式，僭越了本應屬於法院的權力。不僅導致了一批企業的死亡，而且混淆了警界與其他司法機構應有的平衡關係。在巨大的“黑打”壓力下，許多企業家被迫外遷。 　　表面看，打黑擴大化的風險是有限定的，即針對的是特定企業擁有者群體。這也讓打黑擴大化一度缺少了來自普遍民意層面的警醒。但即使拋開民營企業對於經濟和就業的貢獻率，即使從最普惠的平等“國民待遇”角度將企業家不看作特殊群體，也不能消解這種做法在更深層面的破壞力：打黑擴大化的實質，是權力的越界。 　　這種越界，今天針對某一群體，明天可能針對其他群體。權力的自我擴張衝動，最終會導致涉及所有人利益的“破窗”，導致人人都成為潛在的利益被侵蝕者。更值得反思的是，在改革開放30年後，在中國市場經濟前行20年後，在鼓勵民營、私營企業發展已經成為國家共識的前提下，為什麼在中國的一個直轄市中，還能生成出戲劇化的這一幕。 　　極端的政治經濟管理，只能來自極端的思維。而其淵藪，來自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權力形態。這種權力形態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中期中，發展成為極左的極致。當轉型期社會中顯現的迷茫思緒需要價值疏導時，原有的權力形態就與現實重逢，並獲得了重生之機。 　　這種極端思潮重生的土壤來自三個方面：首先，無論願不願意，過去包括文革在內的社會發展形態依然在很多人心中留有烙印。其次，在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固態化同時到來的今天，利益均沾和利益滿足感都更難獲得。這催生出部分人對計劃時期的詩意描述，導致價值觀分化加劇。第三，先得利益者，特別是不當得利者對利益的固守，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價值觀的對立。當施政理念偏頗的時候，這些來自歷史和現實的叠加感受，就可能化生為巨大的“創造性”，而這種創造性並非代表真正的建設性。 　　我們不能斷言，這樣的重逢，僅僅會在2007－2011年之間的重慶發生。避免由狂熱、民粹、權力越界、折騰為導向的對抗型發展模式，重構政商合作、官民合作的合作型發展模式，是今天重大的時代命題。這個命題，涉及政治、經濟、價值底線的糾偏，以及糾偏之後的堅守。這個命題的根基，就是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堅持推進。而市場經濟“公平”的最基本理念，必將帶來社會公平、國家法制，並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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