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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憑何三任中國央行行長

http://www.CRNTT.com   2013-03-19 08:59:39

按照周小川的說法，整體改革協調理論強調，從過去的集中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過程是整體的、系統性的轉變，而不是拼凑起來的。簡言之，改革需要系統性的構建，這種改革思路結構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動兩種方式。而周日後所操刀的銀行體系改革、外匯改革等金融市場改革，屬於整體設計自上而下的路徑。 　　在1993年7月份吳敬璉和周小川兩人聯名執筆的《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方案中，周有關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路已經成熟，包括“中央銀行今後只負責掌握貨幣政策和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央銀行應在宏觀管理上強化對利率杠杆和利率為基礎的見解調控工具的運用；專業銀行盡快實現向商業銀行轉軌……” 　　此前一年，周小川還和謝平等人完成了《人民幣走向可兌換》的課題研究，這又成為外匯改革的重要藍本，稱人民幣可兌換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實現改革開放總體目標必不可少的步驟，謝平日後也成為周小川國有銀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卡爾E•沃爾特(Carl E•Walter)和侯偉(Fraser J• T• Howie)在其著作《紅色資本主義：中國崛起脆弱的金融基礎》一書中，將上世紀八十年代體改辦的上述諸君稱為“市場改革派”，至今仍致力於中國市場化改革努力。 　　從1986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為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開始，這位體制內的學者智囊就逐步開始向技術派官僚轉型，在經過多年一線歷練後，2000年從建設銀行(601939,股吧)行長轉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三年後，接替戴相龍成為中國央行掌門人。 　　此後，世界開始領略這位中國新時代金融高官的魅力。在外國記者筆下，灰發、愛笑、喜歡即興演講的周小川，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成為國際會議上受歡迎的中國官員；而熱愛網球和歌劇也更加豐滿了他的個人形象。 　　“周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延宕多年的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一位國有銀行高管如是告訴記者，從上個世紀末，成立四家AMC公司開始，周小川就是中國國有銀行改革的重要設計者和操刀者。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促使時任中國總理朱熔基抓住時機推動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財務重組和重新注資，當時中國國有銀行體系被外界廣泛認為已經陷入技術性破產——截至1997年6月底，四大國有銀行當時不良貸款已突破1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25.6%，且上升勢頭還在繼續；本外幣風險資產5萬億元，資本淨額才1700億，資本充足率僅3.5%，遠低於巴塞爾協議8%的最低要求。 　　1998年起，國家開始出手拯救瀕於破產的四大國有銀行，其中，最大手筆是針對資本金和不良貸款的兩項改革方案：一是，由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充實四大國有行資本金；二是，1999年開始，相繼成立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從四大國有銀行和國開行手裡剝離了總計13939億元不良貸款(包括國開行不良貸款1000億元)。 　　時任建行行長的周小川便是這一方案的積極推動者。 　　卡爾•沃爾特和侯偉認為，朱熔基和建行行長周小川領導的團隊採取了一種國際上常用的技巧去徹底重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這一點有點像上世紀美國處理聯邦儲蓄信貸機構危機時所採取的措施，即好銀行＋壞銀行模式•將母銀行的不良資產按公平市價連同已經分配的儲備一並轉讓給一家單獨成立的子公司，母銀行由於轉讓了不良資產而成為資產優良、資本充足的“好銀行”，而子公司則由於接受了不良資產而成為“壞銀行”。 　　不過，改革並沒有一步到位，國有銀行重生機制並沒健全，第一輪2700億元的注資過了僅不到三年，四大國有銀行幾乎又走到了技術性破產的邊緣。 　　截至2002年底，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按四級分類高達1.7萬億，不良率為21.4%，按五級分類不良率更高出4.7個百分點；同時，資本不足的問題依舊嚴重，當年末，四家銀行資本金總額7494億元，平均資本充足率僅4.27%。 　　舊的歷史包袱尚未完全卸掉，新的壞賬風險又在不斷產生，加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狼來了”擔憂，到2003年，中國銀行業已到了“背水一戰”的地步。 　　當時，距離第一次注資不過5年時間，中國銀行業沉屙難去，到2002年時，要想四大行資本充足率達到巴塞爾協議8%的國際標準，還必須動用約1萬億元資金。 　　再注資，錢從哪來？改革的迫切性與資源的匱乏，倒逼人們以創造性思維和增量改革殺出一條血路，剛剛上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創造性地提議，以動用外匯儲備注資為主線、以成立一家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匯金公司”)為操作平台，然後完成國家外匯注資、財務重組和股份制組建。 　　新一輪國有銀行改革由此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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