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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腐敗也很嚴重：權錢交易普遍存在

http://www.CRNTT.com   2012-09-08 09:49:19

“文革”期間，我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村。我的記憶告訴我，“權錢交易”在“文革”期間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後期一位公社副書記對我父親說過的一番話。他說:“要辦事情，就要學會送東西。送他東西，難道是在疼他？還不是在疼自己！”這番話令我父親有醍醐灌頂之感。辦事情要“送”，這一點我父親當然早已懂得。但“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父親此前似乎一直沒悟透。“還不是疼自己！”———那時在公社中學教書的父親，以為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賄時，多少都有一點心理障礙，尤其剛開始幹這種勾當，事前事後，心裡都會很別扭。但“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賄的心理障礙、消解行賄的心中別扭。有位小說家前幾年寫了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名為《啟蒙時代》。如果把讓人對任何一種道理的懂得，都視作是“啟蒙”，那麼，在“文革”期間懂得了“還不是疼自己！”的父親，也可謂是被這位公社副書記進行了“行賄啟蒙”。被“啟蒙”的父親，此後多次以讚賞的口氣對我講解著“還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間就接受了“行賄教育”的。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父親對“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的鸚鵡學舌，在某些人生關頭，總在我耳邊響起。但因為心中的障礙和別扭過於堅固和強烈，“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擋。如果說對他人的“送”，是因為要“疼自己”，那麼，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嗎！然而，前些年父親重病，從這家醫院轉到那家醫院，我也就給這個醫生送完紅包，又給那個送。這時候，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聲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卻不能不疼自己的父親！”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賭氣，卻不能拿父親的生命撒野。———這樣想後，便硬起頭皮，懷揣信封去找醫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從“還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親！”，說到底，還是“文革”期間接受的“行賄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間城市的情形，我沒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敗方式。在農村，那時候，縣以下是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政權”。農民們每天面對的是生產隊的隊長。隊長，在那時候的農村，是有著極大權威的。生產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說了算。一個本來還算老實本分的人，當起了隊長、掌握了統禦全隊的絕對權力，就會變得驕橫起來。而再剛烈的人，在隊長的威權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為隊長“官”雖不大，卻有整個國家的“專政機器”在為他撐腰。敢與隊長較勁，敢違隊長之命，就意味著是在對整個國家政權挑戰，最終，肯定成為“階級敵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產隊，就形成了這樣的“規矩”:任何一家來了客人，都要請隊長陪客；甚至家裡有了匠人，也要請隊長作陪。來了客人，家裡有了匠人，桌上的菜當然要好一些。所謂請隊長來“陪”，當然是請他來享用這自己也舍不得動筷的好菜。這隊長還不是“隊長”時，是滴酒不沾的。當了隊長後，硬是讓家家戶戶“請”成了一個酒癮極大者。酒癮極大的隊長，每喝必醉。醉了則大發酒瘋。那時上海產的“飛馬牌”香煙，是僅次於“大前門”的好煙。隊長在醉後，往往嘴裡叼著“飛馬”，將一個漢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顛動著，叼著煙的嘴，連聲喊著:“飛馬、飛馬……”有時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請他來吃喝的人。每當這時，最興奮的是孩子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難得的娛樂。 　　最初，是有人為巴結隊長而請其“陪客”。有人開了頭，別的人家就得跟上。當絕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請隊長陪時，那最不情願的人家，也不得不遵從已然形成的“規矩”。得罪了隊長，那就等於穿著濕衣服過日子，沒片刻舒服。隊長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裡拿著種棉花的小鐵鏟，走在田埂上。他們玩的是捉黃鱔的遊戲，這是一種古老的遊戲，一代代孩子都玩過。他們還沒有動手，隊長遠遠望見後跑了過來，將其中一個孩子手中的鐵鏟奪下，扔進不遠處的池塘；又屈起兩指，在這孩子頭上敲了兩個鑿栗，然後揚長而去。走了幾步，回過頭說:“田壩都讓你搞壞了！”不理會其他孩子，只對這個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臉惶惑。這孩子回家後將此事告訴父親，父親默然不語。父親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隊長了。 　　父親想的當然不是找隊長討說法。他想的是以怎樣的方式賠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氣，說明得罪得並不嚴重，要賠罪該不難。下次請隊長陪客時，多敬幾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憐的農民們，請隊長吃飯，當然也是一種賄賂。這是一種“權吃關係”。這種“權吃關係”，確實與今日慣見的腐敗大為不同。從“請吃”的農民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向隊長行賄，並不是為了從隊長那裡得到什麼，而是為了不得到什麼:不得到騷擾、刁難、迫害。從“吃請”的隊長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受賄，作為回報，不是要為對方做什麼，而只需不對對方做什麼:不在集體幹活時對對方家的人雞蛋裡找骨頭，不在派工時刻意為難折磨對方家的人，不在對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動粗……行賄而僅僅是為了避禍，這可以稱之為防禦性行賄。這種防禦性行賄，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間卻普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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