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蘇聯解體歷史關口上的關鍵抉擇

http://www.CRNTT.com   2011-12-27 09:45:40

戈爾巴喬夫(左）與葉利欽 　　中評社北京12月27日訊／二十年前，蘇聯解體前後，中共高層隨著事態的發展做出各種研判和應對。在這個歷史重要關口的關鍵抉擇，考驗著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不僅關係著外交領域的轉變，更關乎中國。 中共在蘇聯解體歷史關口上的關鍵抉擇。此間《看天下》日前登載文章“中共在蘇聯解體歷史關口上的關鍵抉擇”： 　　二十年前，蘇聯解體前後，中共高層隨著事態的發展做出各種研判和應對。在這個歷史重要關口的關鍵抉擇，考驗著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不僅關係著外交領域的轉變，更關乎中國未來的走向。 　　“老大哥”之死無疑給中國帶來了巨大衝擊，對蘇聯又愛又恨的情懷體現在後來的各種爭論、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國如何越過蘇聯的廢墟，找到正確的方向和道路。 “特特級”電報發向莫斯科 蘇聯解體時刻中共抉擇 　　若論與蘇聯淵源和認識深厚者，近現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鄧小平。而鄧有關蘇聯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無不關聯中國命運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外交部大樓四層，一陣電話鈴聲在一間辦公室響起。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李景賢接起電話，電話來自遠在莫斯科的中國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藎卿。 　　“蘇聯央視預告今晚七點鐘有重要新聞直播！老戈（指戈爾巴喬夫）大概要‘完’了。” 　　“已經意料到戈爾巴喬夫遲早要下台，但沒預料到這麼快。” 20年後，李景賢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這樣描繪當時的心情。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賢放下電話，立即向錢其琛外長等領導報告。很多天了，他和同事都在辦公室不回家，大家守著電話機，這裡成了連接中國駐蘇聯使館和外交部的樞紐。 　　北京時間26日零時，外交部大樓裡蘇歐司蘇聯處的七八個人圍在一台二十英寸的電視機前。 　　屏幕中戈爾巴喬夫開始他那著名的7分鐘“告別演說”。這個“連一寸國土都已經沒有的‘國王’”，平靜地宣布下台。 　　外交部大樓裡的人不禁黯然神傷。“果真不出所料。”聽到匯報後，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琛這樣說。 　　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人民院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代表們舉了一下手，蘇聯就在法律上無聲地消失了。公報說，“這不是一個喜劇，而是一個悲劇。”  　　26日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開會。在這個歷史的重要時刻，需要做出的決策，考驗著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不僅關係著外交領域的轉變，更關乎中國未來的走向。 “特特急”電報 　　27日中央有關蘇聯解體對策的討論只進行了半小時。 　　據《李鵬外事日記》記載，這次會議由江澤民主持，對蘇聯解體後的形勢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認原12個加盟共和國獨立。 　　“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什麼也不怕。”據《李鵬外事日記》記載，會上江澤民總書記這樣表示。江隨即指示趕緊給正在俄羅斯等國訪問的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發電通知這些相關國家。 　　不遠處坐著的李景賢從皮包裡抽出備好的電報紙，立刻擬稿，寫一頁塞給前面的錢其琛修改一頁，然後由最高層領導過目畫圈。20年後，李景賢感嘆，當時的流程和迅捷獨一無二。 　　27日這天，中國官方媒體相當低調。《人民日報》僅僅在國際版刊發了蘇聯解體的消息和一篇記者特寫《紅場易幟紀實》，文中提到紅場上人們的感情“十分複雜”。28日，中南海會議的決定刊發在《人民日報》頭版，國際版除了一些國家承認俄羅斯等國獨立外，還引用塔斯社報道說，今年盧布發行量劇增，前三季度物價上漲96%，似露憂心。 　　隨後，中國內部的分析研判越來越多。 　　蘇聯解體後一周左右，江澤民總書記召集36人開了幾天的會，上午下午連軸轉，並要求人人發言不得少於半小時，講透徹。 　　36人都是與蘇聯或俄羅斯有關的重要官員和學者。本刊記者採訪到其中參會的兩位，他們證實了這些訊息。“江總書記很認真地在聽。這樣的討論，也不止一次。” 　　此時不少有關蘇聯解體的討論中，討論者觀點各異，一些老同志不願看到蘇聯解體，另一些人則認為，解體客觀上對中國利大於弊，來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脅消失，周邊環境有利於建設。面對如此“突變”，各類情感、心態、觀點複雜而微妙。 　　一些學者提出“高層叛徒論”，一些則表達了“體制說”。 　　“我有兩個朋友當時在蘇聯，他們說蘇聯解體的時候，工人照常上班，很平靜。如果這個制度真的捍衛工農的利益，他們為什麼不起來保護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高放對本刊記者這樣說。 　　這樣的爭論在中國延續至今，不過20年前大家還顧不上想太多。1991年12月27日上午的中南海會議結束後，李景賢很快奔向外交部，將最高領導們簽發的那份“特特急”電報發給遠方的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 “政治團”變“經貿團” 　　蘇聯國旗落下後的一兩小時，一架波音767包機載著李嵐清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降落莫斯科。 　　代表團原擬先訪俄羅斯， 對方稱正忙於政權交接，只得改為在降落莫斯科後再轉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當然對方此刻也很忙。 　　此前兩周，12月7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在白俄羅斯與波蘭交界的“野牛林”秘密會晤，8日聯合聲明新聯盟條約談判陷入死胡同，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蘇聯已不再存在， 使得偌大的一個蘇聯，只剩下一只大空殼。  　　此前一周，12月18日，俄羅斯政府接管克裡姆林宮。同日，錢其琛外長指出：“蘇聯這座大廈徹底坍塌，也就是這一二十天的事了。”他提出派代表團訪問蘇聯，由外交部副部長任團長。 　　出發前夕，李鵬總理表示需要派位部長去，並由“政治團”改為“經貿團”探路，由李嵐清部長任團長，副外長田曾佩任副團長，由外交部和部分企業家共30多人組成。 　　此刻各加盟國尚未獨立，不易以政治團名義出訪，但保持交往卻不可耽擱。 　　中國代表團初到蘇聯的幾日，談判進展較慢，而當27日中南海會議後，錢其琛外長致電原蘇聯各國外長告知承認其獨立，並準備談判建交後，中國代表團受到各國熱情接待，談判極為順利。 　　其實，當年9月，當蘇聯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的第二天，錢其琛即表示中國政府承認三國獨立國家的地位。三天後中國代表團帶著公報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權簽字書抵達三國，隨後三天三份建交公報簽署，這樣的神速，國際矚目。 　　尊重各國自己的選擇是總體思路。曾任外交部蘇歐司蘇聯處處長、中國駐俄羅斯公使的周曉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當時“根據中央決策及外交部領導的指示， 我們注意冷靜觀察， 未雨綢繆， 並做好各種應急預案。一旦蘇聯政府公開承認某共和國獨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體， 立即按‘承認、建交、設館’的一攬子三步曲，一舉解決與原蘇聯各國的關係問題。” 　　“現在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瞬息萬變，中央非常關心蘇聯加速解體對我國的利弊和影響。”“8.19事件”之後，外交部一副部長曾這樣說。 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門及中央領導提前預判與未雨綢繆的效果，在幾個月前已顯露出來。 　　1991年8月4日，戈爾巴喬夫吃了顆“定心丸”，趕去克里米亞半島享受起陽光、海水和沙灘。 　　此前的幾個月，戈氏焦躁不安。由於他上任之後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重重，在“民族自決”的影響下，各個聯盟國欲自立門戶。 　　1990年和1991年，波羅的海三國相繼獨立，很快，俄羅斯也發表了《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 　　對此，錢其琛國務委員兼外長看得很重，他說：“俄羅斯是個大塊頭，它宣告獨立，對蘇聯來說，無異於釜底抽薪。”  　　為防止聯邦瓦解和維持最低限度國家統一，戈爾巴喬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聯盟條約。按照原計劃，條約將於1991年8月20日簽署。 　　戈爾巴喬夫萬萬沒想到的是，8月19日，蘇聯高層8人發動政變，他們認為戈氏改革難以進行，試圖挽救站在懸崖邊上的蘇維埃政權。 　　8月19日北京時間清早五點多鐘，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於洪亮迅速向國內報告了這一消息。之後幾乎每隔一刻鐘，駐蘇聯使館就來電報告事態進展。 　　當天中午12點15分，葉利欽爬上白宮外的一輛坦克，宣布“反對這次‘逼宮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紛紛贊同。 　　20日下午3點，於大使打電話給國內說，參與“逼宮事件”的總理巴甫洛夫剛剛告訴記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療。於大使認為，蘇總理患的是 “政治病”，表明參加這一事件的頭頭們慌了手腳。錢外長得知後說：“形勢看來已經發生逆轉。”22日晨，戈爾巴喬夫從克里米亞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敗告終。 　　22日下午，蘇聯駐華大使索洛維約夫拜會錢其琛時，專門轉達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領導人的問候。會見後，錢其琛對李景賢說：蘇聯局勢的演變有兩種可能，一是出現某種轉機，二是形勢急轉直下，不可收拾。我們要特別關注後一種可能性。 　　日後的事態發展表明，戈爾巴喬夫已回天無力，勝者是葉利欽。9月初，三個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宣布獨立，三月後，蘇聯解體。 　　也就是在“8.19事件”的第二天，據《鄧小平年譜》，鄧小平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等領導進行了一場談話。 　　“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就是個機遇。”鄧小平說，“強調穩定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麼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日後不難看出，轉過年的南巡講話不少內容正是對上述談話的延展、深化。 “最後一次”訪蘇 　　蘇聯革命、改革及命運，在中國領導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變幻莫測的世界風雲中，其選擇也因時因勢而變。 　　東歐持續動蕩的1991年初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思考要不要訪問蘇聯。 　　“有人說蘇共的執政黨地位已搖搖欲墜，現實情況到底怎麼樣？”1991年2月的一天，江澤民總書記如是問外交部蘇歐司蘇聯處處長周曉沛等人，他希望大家開“無軌電車”，放開聊，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爾巴喬夫訪蘇邀請，最近還收到戈氏的親筆信。 　　“據我們觀察，蘇聯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都非常嚴峻，國家面臨分裂的危險。蘇聯共產黨得不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垮台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周曉沛回答說。 　　根據周曉沛後來在其著作《中蘇中俄關係親歷記》的記載，他當時還對江澤民說，1989年中蘇兩國、兩黨關係正常化後，雙邊關係發展不錯，蘇聯內部包括反對派都支持進一步發展對華關係。他建議保持兩國領導人的互訪勢頭。 　　“1989年戈爾巴喬夫來訪問，我們總有個回訪。（人家幾次邀請）你沒理由回絕，這是個外交禮節問題。”中聯部調研咨詢小組成員、國際問題專家俞邃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這樣說。 　　最終，江澤民決定5月訪蘇。 　　彼時，代表團駐地地下室裡，堆滿了罐頭、玩具、糖果、旅遊鞋等禮品，整整五車皮，都是江澤民準備送給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市民的。 　　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正處在風口浪尖。“我很難辦。左派和右派都批評我。有的想走回頭路，這不現實；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這是冒險。”戈爾巴喬夫對江澤民推心置腹。據一位當時在場的人士向本刊記者透露，戈氏還談到蘇聯曾經的高度集中體制運轉不靈，他舉例說一個加盟共和國總書記要去視察他們國內一家金礦，都要經過蘇聯最高層批准。 　　“8.19事件”前的這幾個月，正是戈爾巴喬夫自信有所增長的時候。他相信新的聯盟條約能保持國家的統一——“現在15個加盟共和國都來人了，正在莫斯科開會討論這個問題。”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記錄了此時戈氏的樂觀，“就像羅馬選教皇一樣，結果出來之前，誰也不能離開教堂。” 　　不過，“8.19事件”後所有人都離開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澤民此次訪問也成為中國領導人最後一次訪問蘇聯。 蘇維埃紀行 　　“8.19事件”確實難以預計。江總書記訪問之前，先期與蘇方討論公報的代表也多次與蘇聯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 　　他們的總體印象是，高層權力在向葉利欽傾斜，但葉氏也未必想解散蘇聯，2000多萬平方公里的聯盟估計能夠繼續存在。 　　參與談判調研的李景賢還深深感受到底層群眾對蘇聯存亡問題的冷漠。 　　“那時蘇聯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雖然表面上很平靜，但是人們很浮躁。看起來形勢大好，但是人們想的和高層說的完全不一樣。”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田春生1989年至1991年在蘇聯做訪問學者，她對本刊記者回憶，“比如我當時住在俄羅斯科學院研究生院宿舍裡，經常和俄羅斯人聊天，他們有做生意、出國等等想法，感覺不是很穩定。” 　　1990年底，田春生還應朋友之邀去了趟波羅的海三國旅行，朋友對田說：你得趕緊去，要是不去的話，這三個共和國就會脫離蘇聯，再去就要護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員等專程前往蘇聯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回來後，他形成了一份萬字報告，將蘇聯模式的弊端歸結為三句話，一個是思想理論的僵化，教條；經濟管理的凝固化，機會主義；政治生活不民主化，缺乏民主。 　　俞邃向本刊記者回憶說，那次訪問中，大家曾和烏克蘭中央書記，後來擔任烏克蘭總統，成為瓦解蘇聯關鍵人物之一的克拉夫丘克座談，那時他大談馬列主義，後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給在場的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握手，不擁抱 　　蘇聯解體前的各類調研其實多少都與中國高層領導的判斷有關，尤其是鄧小平。 　　1989年5月16日9點35分，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安靜地坐著等一個人。 他對在場的同志說：這三年多時間裡，“就想著今天怎麼樣跟他談”。 　　10點差一兩分鐘，鄧小平破例走到東大廳正門外迎客。10時整，戈爾巴喬夫來到鄧小平跟前，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的手握在一起達35秒，但都“貫徹”了鄧小平之前特別叮囑的這次見面時“不擁抱”的原則。 　　沒有提綱，更沒有講話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將談什麼。面前一個麥克風、一杯茶。 　　兩個半小時大多是鄧小平在說，戈爾巴喬夫偶爾回應，更多頻頻點頭。 　　“我是作為一個晚輩去見一位長輩的。”戈氏之前曾這樣對隨行人員說，這一年鄧小平85歲，戈氏58歲。另據本刊記者採訪了解，充分尊重，這也是蘇方智囊給他的建議。戈氏出發前兩周推掉了幾乎所有工作，專心研讀中蘇資料。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是鄧小平首先定下的調子，中蘇兩大國關係正常化由此破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紀50年代蜜月期之後至此的三十年間，中蘇經歷了三個十年：十年論戰、十年對抗及十年談判。這期間，有文鬥也有珍寶島的慘烈武鬥。 　　“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小平說，“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細細琢磨，這些1000多天思考出的話語是在談蘇聯，又是在反思中國。 　　這次談話中涉及古今中外的事實舉例就有幾十個，在一旁聆聽談話的李景賢之後整理講話稿時一一核實，發現所舉的事例極為準確。 　　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見後，東歐、蘇聯的局勢進一步動蕩。有一次，他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 從“西進”到“南巡” 　　若論與蘇聯淵源和認識深厚者，近現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鄧小平。而鄧有關蘇聯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無不關聯中國命運。 　　1973年，在駐蘇聯大使館工作的李景賢發現了1926年學號223的鄧希賢（鄧小平）在蘇聯中山大學時寫下的自傳，其中說：“在西歐，我深感對共產主義認識之膚淺”，“決心來俄國留學”。學校後來給這個年輕人的評語甚高，“宣傳、組織工作才華橫溢”。 　　此次鄧小平“西進”雖然時間不長，但正趕上蘇聯還在施行的新經濟政策，列寧曾倡導的這一政策就是給予在落後國家建立社會主義政權以更多的過渡時間，發展商品經濟，許可多種所有制成分促進生產力。 　　鄧小平晚年有關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能以有無市場來劃分姓社姓資等等提法，也與這些早年感受有關。更重要的是，他曾被指派參與中蘇論戰，深知各方觀點，也了解斯大林體制。1985年，他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另一個思考當然來自中國自己的經驗教訓，比如計劃經濟束縛、比如左和右的紛爭，還有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歷史氛圍。 　　對於這位老人，1976年後他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文革後中國向何處去？二是80年代末改革開放向何處去？後者的回答最強音就是南巡講話，統領全篇的是不能走老路，不能走邪路，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久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為官方提出。 　　1991年12月底，蘇聯解體前後幾天，《鄧小平年譜》中僅僅提到他曾和楊尚昆談話，但語焉不詳；轉過年，1月2日，他去人民大會堂參加“運籌與健康”橋牌賽；半個月後，他一路南下，一路激蕩…… 　　（作者：田毅 張恒 王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