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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芳:改革是怎樣失去共識的 | |
http://www.CRNTT.com 2011-03-27 09:52:13 |
2011年的兩會比往年更受關注,有幾個理由。首先,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面臨一個深層次的轉型;其次,這是十二五規劃的開端之年;最後,處於一個受突尼斯與埃及革命影響的世界局勢變動的當口。這使得中國的決策者需要權衡各種相互糾結的利益,以繼續維持穩定和諧的局面。 但政府對民間社會期待的回應比較慢,民間社會的滿意程度也比較低,並且雙方對於未來中國改革的期待並不完全一致。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成為體制內外堅持改革者的一種呼聲。這種呼聲主要想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尋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動力;二是更為具體的縮減貧富差距和改變政府與民爭利的情況,以實現平穩持續的發展。這從《政府工作報告》中先說要繼續發展經濟,再說民生保障策略中,可見一斑。 政治上無競爭的統治合法性依賴於對支持者的購買而實現。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通過縱向提升全民平均收入而獲得,也就是所謂的“以增長換統治合法性”。增長主義的合理性建立在平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只要老百姓能獲得比以往好一點點的收益,就會支持增長戰略,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一五規劃”。不難理解,在吃不飽飯的情形中,能吃飽就能獲取底層的政治呼應和支持。這也是對之前的改革之所以有共識的重要“群衆基礎”。 但一旦到了衣食基本不愁的階段,以貧富差距和城鄉差別為代表的分配不公,就會反過頭來影響對增長戰略的支持。這得到了行為經濟學相關研究成果的證實。這些基於最後通牒博弈實驗或者獨裁者實驗的研究成果,大致表明了如下結論:在極度貧困地區,只要人均收入略有增長,那麼對於貧富差距的可容忍程度就比較高。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即便人均收入水平依舊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幅度低於貧富差距擴大的幅度,那麼其不可容忍程度也會急劇上升。這通常意味著社會運動和群體性事件,最為典型的是罷工。而一旦當貧富差距的惡化程度較為嚴重,而且同時通脹率急劇上升的話,就可能引發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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