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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自始至終不肯原諒父親的，只有一個人——丁玲。父親與丁玲是同鄉，丁玲早年寫過一個《給孩子們》的小說，把我和邁克都寫在裡面。至少說明那時他們關系很不錯。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親也在那療養，丁玲和她女兒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丁玲。我還跑過去問她《給孩子們》不就是寫的我們這個，希望從她那裡聽到當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沒有理我，讓我很失望。 　　父親也知道他的問題是一個整體的錯誤，父親後來說，他在監獄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條：辜負了毛主席。他在獄中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等。現在回過頭來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上推，有些錯誤是毛主席那裡來的，也有許多錯誤是我們自己的。父親晚年對當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記得張志新的事情出來之後，他很感慨，說：“張志新了不起，她還是位女性，那麼勇於堅持自己的意見！”——父親一生是極度崇拜毛澤東的，到了晚年能說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他內心深處，實際上已有所反思。 　　從某種角度，9年的牢獄之災拯救了父親的思想，父親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努力擺脫當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羈絆，發表了許多文藝理論的文章，向著他早年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逐漸靠近。 　　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時，父親發表了《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異化”理論。但他沒有料到，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學術問題，竟然又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繼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那時，全國所有的報紙、雜志，都在顯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異化”理論。父親又一次被捲入政治風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掙扎中。他曾經不無苦澀地說：我這輩子前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親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讒言，要打倒我。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還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說：“我若不做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我會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從醫院打來電話表示祝賀，雖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賀，但會場卻突然爆發出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1985年1月，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作家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簽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風等運動中挨過整的老同志。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意。 　　不過，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浪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解，遠遠超於文革時期。他身體每況愈下，反應也漸漸遲鈍，給他拍的CT片子一張張放下來，上面顯示，他的腦子一點點萎縮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裡，會有蟑螂爬上他的臉，而他也毫無知覺。他身體不好之後，卻對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一種彌補。我們看護他時，他不斷回憶起媽媽的好，說對不起媽媽。不過於我而言，我還尚未來得及感受一位父親的回歸。 　　1989年7月31號，我正在膠東出差，接到電報說父親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趕回來。當時報紙上發表了一條特別簡短的消息。那段時間我會接到一些電話，認為應該給父親一個合適的評價。而我和兩個弟弟的態度是一致的：將父親交給歷史來評價吧。歷史如何評價父親，肯定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在後來的追悼會上，父親還是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很多重要領導人悉數出席，鄧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來，父親晚年又回歸到他早年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上。現在很多人說“悲劇周揚”，我同意這種說法。他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而他身上悲劇的根源，也許有對領袖的迷信、對文藝界領袖位置的追求，遺憾的是，父親最終也沒有來得及給自己在文字上語言上的一個總結。以我的理解，其實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   　　口述：周艾若；整理：李菁；2010-11-25 來源：文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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